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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民负担问题看中国农村*关系的变化           
从农民负担问题看中国农村*关系的变化
公社解体之後的中国农村时,会看到两种似乎是相互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乡镇村企业的崛起,另一方面是农民负担的加重和农村“干群关系”的每况愈下。在那些集体企业兴旺发达的村子,你会听到村民们对领导他们致富的“能人”(乡镇领导或村干部)赞不绝口,而在另一些村子,地方政府不得不动用司法人员和公安干警来催粮催款,你会不时听到村支书或村长被愤怒的村民打了一顿的消息。然而,如果我们探寻这两种现象背後的原因,就会发现这两种表面上相反的趋势实际上是由同一个力量驱动的——地方干部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在一些地方带来了方兴未艾的工业化和繁荣,在另一些地方则导致了农民们不堪忍受的苛捐杂税。如果他们有足够的资源,关系,能力和运气,他们可能成功地办好乡镇村企业,在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地方,他们则试图从农民身上想办法。这些地方的干部发展乡镇村企业的欲望同样强烈,只不过他们办不成或者办不好而已。实际上,在笔者访问过的许多村子,都有过办集体企业失败的经历,而这种“学费”自然是由村民来负担。

地方干部的角色从中间人转变为独立的利益追逐者,意味着中国农村*关系的重大变化。按照Oi的说法,在传统中国对丰收的争夺是在阶级的背景下,即在地主与农民之间展开的,集体化时期对丰收的争夺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背景下,即国家与农民之间进行的[21]。在当前的中国农村这种争夺已经变成是在干群关系的背景下,即在地方干部与农民之间展开的了。如果说过去是地方干部要在国家与农民之间选择站在哪一边的话,那么现在得由国家在农民与地方干部之间来选择站在哪一边了。

对于国家而言,这确实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一方面,国家要靠地方干部来确保它的份额(上交国家的部分)和推行它的政策,事实上地方干部作为独立的利益追逐者的角色本来就是国家赋予的,而且是由国家机器的强制力作後盾的。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农民的普遍不满引发社会动荡。它所能做的,大概只能是在二者之间摇摆,试图找到一个平衡点。  

注释: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1996,《1995年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年度报告兼析1996年发展趋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页292。

[2] 按国家政策规定,乡镇政府可以向农民征收教育附加,计划生育,民兵,地方交通和优抚等五项统筹费用,村民委员会可以征收村公益金,公积金和村行政管理费等三项提留。二者通常一起简称为“三提五统”。

[3] 1993年农民负担为负增长,据对各级地方干部的访谈,主要原因是为了迎接江泽民总书记到湖北视察。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实际上地方政府只是把征收推迟了一年而已——第二年农民负担几乎翻了一倍。

[4] 最近的一次见1997年4月1日《人民日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

[5] 中共XX市委办公室文件(1996)7号,“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认真签订1996年农经合同、切实加强农民负担管理工作的通知”。

[6] 所有收入都上缴中央国库,所有支出都通过中央预算执行。

[7] 见1985年12月财政部公布的《乡(镇)财政管理实行办法》。

[8] 国家财政只给乡镇政府固定的编制,并按此定员支付工资。所以很多乡镇都有相当一部分工作人员要靠乡镇自筹资金来支付工资。在北村所在的镇,乡镇政府约三分之二的工作人员靠自筹资金支付工资。

[9] 有的学者用“地方统合主义”(local state corp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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