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村在90年代初卖掉一处荒山给市民政局建公共墓地，因此有十来万元的存款，但不久全市要求每个村都建一个小自来水厂，以实现“让全市每一个人都喝上自来水”的目标，并规定建成水厂後可以从市自来水办公室领取一次性的补助。北村花完了存款，还加上村民集资建成了一个小水厂，到市里去领补助，可是该办公室早已撤销，市里的新的奋斗目标已经变成“改变农村教育落後的面貌”，具体措施是每个村新建或改建村小学校舍。于是北村又得集资来改新校舍。表中北村1992年的集资就是为了建新校舍[15]。

笔者在湖北走访过的另一个村，因为连年被评为该市的50个後进村之一，前任村支书在两年前被撤职。新的村支部经过努力，最近终于摆脱了“後进村支部”的帽子。据乡干部和村干部介绍，其主要成绩一是能按时完成提留款任务，二是新建了一幢房子，作为村办公室和“党员活动室”。在党员活动室里，张贴着党员的学习体会和一些有关文件和剪报，从而符合上级关于村党支部要有“活动地点和活动内容”的要求。後来笔者了解到，完成上交任务和建办公室的钱都是借的高利贷。“後进村”的帽子摆脱了，但却增加了20多万元的债务。

很难确切地统计出农民负担究竟有多少是来自地方干部“出政绩”的冲动。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16]中规定，各级政府和部门“不得脱离农村实际定统一的标准、下统一的量化指标，也不得以检查验收和评比等形式搞变相的达标升级活动”，看来这种现象是相当普遍的。　

理论探讨
在中共夺取政权之前，中国的历代政府对农村的统治主要是通过具有经济资源，道德威望和文化优势的地方士绅的帮助和合作实现的。*主义革命剥夺了这一传统地方精英阶层的财产和道德文化上的优势，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从肉体上消灭了这一阶层，作为其替代物，党和政府在全国每一个村庄建立了基层组织，把新政权的触角延伸到从上到下每一个角落。

这种体制下农村的*关系究竟如何？不同的学者给予我们不同的描述。其中Helen Siu和Vivienne Shue代表两个不同的极端。Shue认为基层干部主要忠实于自己的社区，和传统的地方士绅阶层一样，他们决不是党－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相反，他们为农民抵抗国家权力的侵入提供了一道防护层（protective shell）[17]。

Siu根据她对中国南方农村的长期研究，认为地方干部通过党－国家而获得权力，党－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方针是他们权力的合法性的唯一源泉。他们已经完全为党－国家所同化。他们效忠的不是自己的社区，而是党和国家。因此他们不是村民利益的代言人，而是党－国家在农村的代理人[18]。

JeanOi则认为地方干部“既是国家的代理人，又是当地利益的代表”。通过庇护主义（clintelism）地方干部能够成功地斡旋于党－国家和村民之间，最後在国家意志，农民的要求和自己的利益之间达成某种平衡[19]。

以上这些作者尽管观点不同，但是他们的立论都是基于一个相同的假设：即对丰收的争夺主要是在国家和农民之间，地方干部的角色是按他们站在冲突的哪一边来定义的。他们不是被看成冲突的一方，不是被当作独立的利益追逐者。这种假设是符合当时的农村的实际的。但是在人民公社解体之後的今天，地方干部已经发展出了独立的，界限清楚的自己的利益，他们不仅要参与对丰收的争夺，而且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取代国家[20]成为冲突的主角之一。

当我们考察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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