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ory and Society，June 1995。

[10]　见孙潭镇主编，1999，《现代中国农村财政问题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第37页。

[11]　近些年随着乡镇人大权力的加强，人大代表否决掉乡镇党委提出的候选人的事已屡见不鲜，但在决定乡镇的“赋税”方面，乡镇人大似乎仍然几乎没有什么发言权。

[12]　在县市政府的有些部门也试图从农民身上打主意，如近几年比较突出的是把买保险的费用列入提留款中，但这些必须通过乡镇政府才能实现，而且乡镇政府通常还要从中提成。

[13]　详见Jean C　Oi，1989，State and Peasan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4]　农村高利贷的年息高达百分之三十以上。这种看起来荒唐的做法实际上有其自己的理性：工资奖金是自己的，债务则是全村的。北村的欠债已高达20多万元人民币。1996年的4万元集资据说就是为了还利息。

[15]　建新教学楼的工程经转手承包3次（其中两人是前村支书）後由村里的一个个体老板承建，大楼落成後不到半年多处发现裂缝，被鉴定为危房。後来村里又拿出4万元用来加固。

[16]　同注4。

[17]　V　Shue，1988，The Reach of the State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8]　H　F　Siu，1989，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 New Haver：Yale University Press

[19]　同注解13。

[20]　随着国家从全能主义逐渐向权威主义演变，国家不再进取性地试图改造农民，加上财政权的下放，至少在表面上，国家在与农民的冲突中已退居後台。

[21]　同注解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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