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罪表现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行为。（3）客体不同。寻衅滋事犯罪的客体是公共秩序；抢劫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的财物的所有权。（[参见]同上书，p1890-1891） 3、敲诈勒索罪与寻衅滋事罪的界限：寻衅滋事行为人勒索的动机是为了满足精神上的刺激，故意炫耀，因此犯罪往往是当面地、直截了当地进行；敲诈勒索行为人索取财物是主要目的，因此他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常常以间接的或当面暗示的方法进行。（[参见]同上书，p1890） （二）“非”。“非”即指三罪名在实践中的区分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即便是从事多年刑事法工作的司法人员同样也说不清。例如，上文案例中陈强等人抢走张付良随身携带的30元钱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抢劫、寻衅滋事和敲诈勒索三种不同的意见，而且该案恰好处在两个“当场”情形下的三罪交叉地带。如若直接套用理论上三罪的界限，发现本案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既符合抢劫行为又符合敲诈勒索行为，同样也符合寻衅滋事行为，但认定为抢劫行为、敲诈勒索行为或者寻衅滋事行为又似乎不妥。造成不同诉讼阶段的司法人员认识不一，甚至同一诉讼阶段不同承办人认识不一，严重地困扰着司法办案人员。 （三）“是非之差”。“是非之差”的原因是理论与实践的区分逻辑和方法相去甚远。理论上的区分是大而空的表面区分。例如，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只针对典型的抢劫案件和典型的敲诈勒索案件才有意义。而对于非典型的抢劫或敲诈勒索案件则起不到任何作用，即行为人当场对被害人实施了较轻的暴力，又当场取得较大财物。这时理论显得尤为苍白，而这种类型的案件在司法实践中还为数不少。另外，理论上的所谓主观特征和客体之别，于实践中基本上没有太大意义，甚至可以说，理论上的区分有“欲加之别，何患无辞”凑数之嫌。而实践则不可以粗线条的区别，因为案件认定的结果必须是清楚的、唯一的，不容仅将理论区分的几点摆一摆就定罪或不定罪，而是要*三罪细微区别和案件的全貌。 五、三罪区分难点原因之分析 三罪若处于典型状态下，一般不易混淆。但是，三罪若处于非典型状态下，也即在两个当场状态下，使得三罪之间的区分难度加大，那么难度加大的原因何在？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事出有因”情形下的两个当场。无论是学者课堂示例还是司法人员办案思维，一般都认为抢劫罪是那种拦路或者入室抢劫，行为人与被害人先前不存在任何纠纷，而是完全是通过单纯的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来连接彼此。但是，同时又无一例外地认为先前存在矛盾和纠纷的情况可以成立抢劫罪。而敲诈勒索罪与寻衅滋事罪则往往事出有因。这样，就使得三罪界限模糊不清，不易把握。 二是“临时起意”情形下的两个当场。较为常见的是行为人在实施敲诈勒索行为或者寻衅滋事行为过程中有临时产生抢劫的故意。而这种瞬间的主观意图又非常的不好认定。所以，同一案件时常会出现有的人认为行为人主观上没有抢劫的故意，而有的人则认为行为人临时起意抢劫，也是难辩难分。 三是“暴力程度较轻”情形下的两个当场。一般认为，抢劫罪的暴力属于那种惨不忍睹的暴力。但是也不排除一些轻微的暴力，因为被害人承受暴力的能力有差异。这样，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和寻衅滋事罪之间并没有太明显的区别。 四是“数额较小”情形下的两个当场。主要模糊的是抢劫罪与寻衅滋事罪之间的区别。司法人员一般认为寻衅滋事罪强拿硬要财物的数额并不大，若数额较大或者巨大定寻衅滋事罪显然有失偏颇。但是，抢劫罪劫取的财物数额可大可小，大到特别巨大，小到几元几角。那么当行为人取得的财物数额较小时，这种依赖数额大小来区分此罪与彼罪的办法就会失效。典型的示例是在学校周遍用暴力或威胁手段取得数额较小财物的案件，是定抢劫还是定寻衅滋事，也时有分歧。 五是“劣迹行为人”情形下的两个当场。行为人的前科、劣迹一定程度上影响三罪区分。司法实践中，若遇到“问题少年”、“问题青年”当场实施一定暴力、当场取得一定财的案件，往往倾向于认定为寻衅滋事罪。但实际上与敲诈勒索罪和抢劫罪很相近，也不易区分。 六、敲诈勒索、寻衅滋事行为过程中能否成立抢劫罪？ ------ 2002年9月15日，犯罪嫌疑人张某伙同其他7人蓄谋敲诈闫某6000元钱，并且商量把闫某由顺义劫持怀柔进行敲诈，主观清楚，目的明确。16日，张某等8人找到闫某，对其进行殴打，并强行拽上车。上车后，张某等人用事先准备的毛巾蒙住闫某的眼睛，又对闫某进行殴打。这时，张某发现闫某的手表挺不错的，于是夺过手表自己戴上。当车行至目的地后，张某等人对闫某进行威胁和殴打，迫使闫某在3天内凑足5000元。 本案整体行为应为敲诈勒索之行为，但在敲诈勒索行为过程中又包含夺取手表之行为。而判断一行为还是数行为的标准是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或者目的的单复数，就本案而言，行为人张某主观存在敲诈勒索的故意不存在问题，但张某主观上是否还存在临时的抢劫故意？笔者认为，本案中张某的主观故意变化轨迹为敲诈勒索之故意 抢劫之故意 敲诈勒索之故意。而不能认为整个犯罪行为是敲诈勒索，且敲诈勒索之故意为本案的主要犯意，否认抢劫故意的存在。退一步讲，即便否认行为人张某主观上存在抢劫的故意，那么张某抢夺闫某手表的行为有四种可能的处理结果： a、构成敲诈勒索罪。 b、不予认定。 c、构成抢劫罪，但与敲诈勒索罪构成牵连关系，不定抢劫罪。 d、构成抢劫罪，但与敲诈勒索罪构成吸收关系，不定抢劫罪。 分析本案发现这四种处理结果显然不成立。其一因为被害人是在不敢反抗的情形任张某夺取手表，没有其他的选择，所以不应成立敲诈勒索罪；其二采取不予认定的回避态度，不可取；其三本案抢劫与敲诈之间非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也非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不构成牵连关系；其四按重罪吸收轻罪原则，应抢劫罪吸收敲诈勒索罪。 给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在敲诈勒索、寻衅滋事行为构成中可以成立抢劫罪，从而可以解决在暴力和威胁笼罩过程中，突然发现被害人的手机、香烟或者零钱等财物时，强行夺取的行为之定性问题。 七、区分三罪把握的原则 三罪之间细微区分一直以来为司法实践的难点，将来仍然是司法实践的难点。那么遇到这样类似的案件如何处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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