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进行了询问。虽然这些询问的内容本身并无太大意义，但是在《封诊式》这样一部有关查封和勘验程式的规范性案例沁编中详细记述有这些内容，则充分说明当时的*已把现场访问作为办案的一项基本工作。 宋慈的《洗冤集录》虽然是一部法医学著作，但其中也有关于察访询问的论述。首先，宋慈认为办案人员到达现场之后，应首先询问一下案件发生的经过，然后再进行勘验。他说：“凡到检所，未要自向前，且于上风处坐定，略唤死人骨属，或地主、竟主，审问事因了……始同人吏向前看验。”其次，宋慈肯定了当时各地在办案过程中派专人担任“体究”负责察访的作法。他说：“近年诸路宪司行下，每于初、复检官内，就差一员兼体究。凡体究者，必须先唤集邻保，反复审问。”最后，宋慈认为在办案过程中应该广泛察访，先全面收集各种证据材料，然后再综合分析、判断事实真象。他说：“有可任公吏，使之察访，或有非理等说，且听来报，自更裁度。”他强调说：“须是多方体访，务令参会归一。切不可凭一二人口说，便以为信，及备三两纸供状，谓可塞责。”他还举例说：“斗殴限内身死，痕损不明，若有病色曾使医人，师巫救治之类，即多因病患死。若不访问，则不知也。” 在封建社会中，大多数执法官吏并不愿意做深入细致地察访工作，而是以刑讯问案作为查明案情的主要的手段。但是在那些尚无被告人的刑事案件中，刑讯问案法便无用武之地。于是，察访询问就成了查明案情和收集证据的重要途径。在我国历史上，清官们经察访而公断疑狱的案例并非罕见。而且他们进行察访的方式也很多。既有派员走访，也有亲自察询；既有公开的正面询问，也有化装的侧面察访，即人们常说的“微服私访”。这说明人们在办案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在欧洲，自以纠问式诉讼代替控告或诉讼以来，察访询问在案件调查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法兰西王国从１３世纪开始设置检察官，其职责之一就是听取私人有关犯罪的举报并进行调查。不过，通过察访来收集犯罪证据的方法在１８世纪才真正得到发展。 法国刑事警察局的创始人尤金·维多克是世界警探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于１７７５年７月２４日出生在法国阿拉斯市一个面包师的家庭中。他青年时好冒险，在军队股役时也曾颇为得意，但后来因殴打一名军官而坐牢。出狱后，他当过演员，干过水手，也做过买卖，还多次因轻微犯罪而入狱。不过，他是个大胆的越狱者，不止一次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况下逃出监狱。１７９９年，他又一次越狱成功。尔后的１０年中，他在巴黎以贩卖旧衣为生。由于昔日的狱友经常去威胁或敲诈他，所以他主动来到巴黎警察局，要求参加打击犯罪的斗争。当时的巴黎警察局正被严重的犯罪问题搞得一筹莫展，便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维多克认为“只有犯人才能对付犯罪”，所以他挑选了２０名前科犯担任助手，成立了一支特别侦缉队。他把这些侦探安插在监狱的犯人中间或派往下层社会，以便收集各种犯罪情报和证据。他们在第一年里就查获了８１２名罪犯，并清除了一些巡警们不敢问津的匪窟。后来，该侦缉队被命名为巴黎警探署。 由于历史的原因，英国人长期在刑事案件中采取“私诉”的原则，因为他们把维持社会秩序和保护财产视为公民个人的事情。１７世纪时，英国社会中出现了具有私人侦探性质的“捕盗人”。他们四处察访，收集犯罪证据并把罪犯送上法庭，然后领取酬金。由于这些“捕盗人”中有不少前科犯，而且其中有些人是一边捕盗一边犯罪，所以在社会中声誉不佳。１７５０年，被后人誉为“英国小说之父”的文学家兼地方治安法官亨利·菲尔丁终于说服了内政大臣，建立起“鲍街侦缉队”。这些侦缉队员是英国最早的专职侦探，他们经常化装到盗贼出没的地方去察访和收集犯罪证据。他们的调查方法在当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在那脍灸人口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中，无论是官方侦探还是福尔摩斯本人，都离不开明察暗访。在破案过程中，福尔摩斯经常化装成马车夫或牧师等不同阶层的人去进行察访，以便巧妙地接近调查对象并了解有关情况。此外，福尔摩斯还经常派一些“小流氓”去替他察访。用他的话说：“这些小家伙一个人的工作成绩，要比一打官方侦探的还要来得大。官方人士一露面，人家就闭口不言了。可是，这些小家伙什么地方都能去，什么事都能打听到。”有人说，福尔摩斯破案的奥秘就在于深入细致的勘验与察访加上神奇的推理。诚然，福尔摩斯是柯南道尔笔下虚构的人物，但是这些描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案件调查活动的实际情况。换言之，察访询问已成为证据调查的基本方法之一。 五、人身识别法 人身识别就是依据人体的各种特征来对人进行的同一认定。由于任何诉讼都是与人有关的，而且往往是以人为中心的，所以办案人员在调查案件时经常会面临人身识别的问题，如某人是否为以前曾被判某罪的那个人；某无名尸体是否为某失踪人；某人是否为在某文契上签名画押的人；等等。诚然，人身识别法的产生和发展主要表现在刑事案件之中。 人体可供识别的特征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人类对自身特征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早期的办案实践中，人们尚不具备准确识别个体特征的能力，只好借助于一些附加于人体的特征。姓名是人类在社会交往中因相互区别的需要而发明的，所以它具有人身识别的功能。在社会人口不多的情况下，依据姓名来查清被捕者的身份也是一种可行的办法。我国在秦朝时已经建立了户籍管理制度。据《秦简·封诊式》记载，当时在办案中采用了一种调查犯罪前科的作法。某地官府在抓到外地罪犯之后便向其户籍所在地发出通知，以查清其有无犯罪前科及有关情况。这种调查就是以姓名为依据的。然而，姓名与人身之间并不存在稳固的联系。犯罪者很快就学会了用假名来隐瞒身份的作法，于是，办案人员只好去寻找其他可供识别人身的特征。 我国有一种古老的刑罚，叫作墨刑，即在罪犯身体的某些部位刺字并染成黑色。由于最初的刺字部位为额面，所以又称为黥刑。关于墨刑的功能，历史学家们多把它说成对罪犯进行人格侮辱的肉体刑罚，并将其数千年之兴废尽看作历代统治者所设刑罚是否残酷的佐证。笔者认为，墨刑不仅具有侮辱人格的作用，而且具有人身识别的功能，因此它不仅是一种肉体刑罚，而且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罪犯登记方法。 诚然，墨刑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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