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一国两制”的法哲学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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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法律问题进行解释，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无法律解释权的状况。可见“一国两制”实现后，我国的法律解释体制也将有所变化。 由于“一国两制”的实现，将使我国的法律体系就其法律传统而言，从单一的社会主义法系成为同时还存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普通法系，就会引起法的渊源从单一的制定法向同时还包括判例法、习惯法扩展。所以“一国两制”实现后，我国法的渊源体系就颇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它既是一元化的（即大陆和特别行政区的法的渊源都离不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大陆的各种法的渊源以及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据），又是多体系的（祖国大陆是以宪法为最高效力的，依次结成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渊源体系；各特别行政区又以其《基本法》为首，形成各自特定的法的渊源体系）和多层次（不仅有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与我国所有其他法律的层级区别，而且祖国大陆和各特别行政区的法的渊源体系，其内部又都有主从有序的、效力大小不同的层次区别）、多样性的（既有制定法为主体，又有判例法，还有习惯法）。这无疑将有利于各具特色的法的渊源体系之间的相互比较、借鉴和吸收，从而促进我国法制的发展。 第四，在司法体制和法律适用方面，更出现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新情况、新特点。 这是很明显的。例如，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之规定及其精神，两个特别行政区均各自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设立终审法院，法院都独立进行审判，不受任何干涉，司法人员或法官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不受法律追究（即实行审判独立并赋予法官享有司法豁免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司法机关实行陪审制度和无罪推定原则，采取抗辩式诉讼模式，并遵循判例的原则；原在香港实行的司法体制，除因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而产生变化外，予以保留。澳门特别行政区也建立起独立的、摆脱葡萄牙司法机关系统的，比较完备的司法制度，并设立行政法院，澳门原有刑事起诉法庭制度仍继续保留。这些均表明两个特别行政区都各自建立起独立的司法制度和独特的司法体制。不仅如此，由于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其法律体系也具有独立性和独特之处，全国性法律基本上不在这些地区实施（除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及其附件三所列的主要体现国家统一和国家主权原则的法律外），香港原有法律和澳门原有法律均基本保留（除同《基本法》相抵触或经各自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这样，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法律为：其《基本法》及其附件三所列，香港原有法律（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与习惯法），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法律为：其《基本法》及其附件三所列，澳门原有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这些也会给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在法律适用方面带来若干不同于内地的新情况、新特点。这种独特的司法体制和法律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对我国司法体制的建设和改革以及法律适用的理论和实践，亦不无启迪和促进。 四、“一国两制”实现过程中的“港澳模式”和“台湾模式”的区别和联系 所谓“港澳模式”，即香港和澳门是通过签定中英和中葡联合声明这种国际协议为启动，以制定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这种宪法性国内法律文件来完成其法律依据，同时要伴之以一系列相应的法律改革（废、改、立）以及适时的区际冲突法和司法协助以完善之。并要到 1997年和 1999年“一国两制”及其法制体系才在该两地区从事实上相继得以实现和实施。因此，这种“港澳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1．它适用的是国外用武力霸占（割让）和武力威胁强租了我国领土后回归祖国（收回主权）的这种历史和现实情况。因而是通过签定国际协议导向制定国内基本法的途径，从而使之具有国内立法的约束力和可操作性，完成其回归祖国的法律依据。 2．它是以中英、中葡相互承认（国家承认和法律承认）从而约束中方和香港、澳门之间政府和法律承认为前提，而且在这些地区的所谓“三通”、“四流”也早已进行。 3．它有一个我国在这些地区收回主权的确定的期限，从基本法生效到收回主权有一个明确的过渡时期。 正是在这三点上它与“台湾模式”相区别： 1．我国台湾问题是一国内的统一问题，而不是收回主权问题，属于我国内政，不牵涉任何外国，也不容许任何国家插手，就谈不上什么国际协议。当然也可以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通过协商签定关于两岸统一问题的联合声明，以便为制定我国台湾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创造气氛和前提。但这种方式只是一种预测和预期。 2．这些年来尽管我们党和政府作了很大努力和让步，采取了许多措施和“高姿态”致力于和平统一，我国台湾方面也由于形势逼迫采取了一些措施和姿态以缓和改善两岸关系；但两岸关系仍没能有多少重大突破和实质性的进展。台湾当局长期坚持以“三不”对“三通”，限制双方的双向交流，坚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还制造了各种事端，给祖国统一设置了种种障碍。台湾当局虽然已宣布从1991年5月1日起终止所谓“动员戡乱时期”，同时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可是台湾当局一些头面人物依然声言，这决不表示他们的政策有所改变，仍坚持敌视大陆的立场。尤其令人气愤和需要高度警惕的是，这些年来，由于李登辉等人的纵容和支持乃至亲自登台表演，“台独”势力和“独台”倾向日益嚣张猖狂，就更增加了我国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和和平统一的繁难程度。 3．实现对我国台湾的和平统一虽然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是历史的必然，但这至今仍难以界定一个确切的期限，远未进入已完成了法律依据的过渡时期，只能说还处于酝酿、准备时期、处于最初步的阶段，远未进入“一国两制”的实现过程中，更未进入实际操作阶段。而且两岸关系还不断有所反复和曲折。因此，如果从最积极的意义上讲，双方也仅还在探索和试探可以接受的实现统一的途径、方式、条件和可能性。这就使我们对海峡两岸关系法律问题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也处于探索阶段，并不能不带有某种超前和预测的性质，即最多也只能是在探寻可供选择的具有一定可行性的方案。而不可能进入实质性过程和程序，更不可能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当然就难以界定确切的期限。这也是“台湾模式”和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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