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方式使犯罪学思维样式沦为僵死的教条，丧失了自我拓展的空间进而导致方法论上的陈旧与贫乏，因此不可能解释复杂多样的犯罪现象。在现代犯罪学理论中，除塞林的文化冲突理论之外，拉伦斯·雷·杰弗利的犯罪行为的科际整合理论、特拉维斯·赫希的社会控制理论以及罗伯特·金·默顿的社会失范理论在严格意义上来讲都是属于多视角整合性犯罪学理论，其中都融入了众多的人文学科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成果，也都在特定语境中对特定犯罪现象之原因给出了极具说服力的解释。因此包括文化冲突论在内的各种整合理论，坚持犯罪学的多视角整合性研究方法，克服一元化思维模式，无疑是犯罪学学科范式的重大转向。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广州城中村外来农民工犯罪现象并非仅有一种合理的解释理论，并且文化冲突理论并非可以解释人类古往今来的一切犯罪现象。而事实上，犯罪学的各种方法和理论都是局部性知识和局部性理论，因此任何犯罪学理论都不能异想天开地为自己设置一个不切实际的宏大理想，试图凭一己之力而提供一套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真理。尽管文化冲突理论作为一种多视角综合性的犯罪学理论，体现出了文化视角论研究的独特价值；但从更为宏大的开放性多维视野中来看，其仍然是犯罪学适用范围相对广阔的研究视角之一，不可能包罗万象，解释所有类型的犯罪现象，所以不能对文化冲突理论抱有过高的幻想。任何理论都有其射程，都有其有限性和相对性，而不能无限扩张。在特定场景中都能够发挥其无可代替的独特作用，但同时也一定要对自身的局限性抱有清醒认识。因此在特定范围内对特定犯罪现象发挥其特定的解释功能是对文化冲突理论最好的学术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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