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统一。《反垄断法》对执法机构的设置情形是各个部门各司其职责。比如说，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由工商部门管，并购审查由商务部和工商局管，涉及价格的问题由发改委管。如此一来，由于执法机构的不统一可能会造成机构之间互相扯皮或相互推诿的情况发生。更何况，外资关注的重点往往是中国上市公司中的优势行业、垄断行业和大中型企业，外资并购时极有可能产生垄断问题，今后执法任务会很重。因此，笔者认为，还是应该设立一个统一的、相对独立的、权威且专业的行政执法机构为宜。
综上所述，目前无论是《反垄断法》、证券方面的法律法规还是并购新规均很难达到预期的反垄断效果。同样，由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间还不长，反垄断方面的实践经验尚不足，加之经济生活中垄断行为的复杂性，新近出台的《反垄断法》的规定概括而不具体，在许多方面留下了细化空间。为了有效应对外资垄断性并购国内上市公司，我国相关的政策法规尚需进一步完善，尤其是并购新规和《反垄断法》仍有待于进一步细化和完善。

四、防范外资恶意并购的法律应对
外资并购国内上市公司，既不是天上掉馅饼的美事，也不是洪水猛兽，对其应该采取一整套既符中国国情又能参照国际规则进行市场化规范运作的防范外资恶意并购的法律制度，通过完善相关立法限制外资并购所带来的垄断、竞争隐患，保证外资并购在良性的轨道展开，使得我国在吸引外资过程中始终处于主动和有利的地位，以保护我国比较脆弱的民族产业。
首先，建立健全外资并购法律体系，全面完善外资并购的相关立法。
跨国公司的个别并购行为确实已在实质上对国内的一些战略性行业造成了损害，可能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国家经济安全的“重任”不能仅寄希望于一部《反垄断法》，中国需要一个由产业政策制定部门和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负责维护，多部法律和产业政策法规共同作用的外资并购法规体系。一般而言，规范外资并购的法律体系中主要包括反垄断法、外资并购审查法、证券法、公司法、社会保障法以及破产法等法律规范，其中以被冠名为“市场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为核心和主体。
第一，要尽快出台《反垄断法》具体操作细则。当今的美国、欧盟、日本等均设有一系列法律来限制并购可能带来的垄断影响。比如美国反垄断立法典型代表《克莱顿法》以及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执行的《1950年国防产品法规》第721条款（即“埃克森-佛罗里奥修正案”）对于并购可能带来的垄断作了严格规定，欧盟以体现反垄断法性质的《欧盟合并条例》来控制对欧盟有影响的企业并购，日本政府也有《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来规范企业并购行为。而中国目前把如此众多的内容浓缩成了《反垄断法》简单的57条，是远远不够的。该法要真正发挥作用尚需相关的配套措施。
笔者认为，在制定《反垄断法》实施细则时，对外资并购而言，具体应注意规定以下内容：外资并购的反垄断报告制度、反垄断听证制度、反垄断法使用除外制度、垄断控制制度等。此外，在立法的同时，还应设立专门明确的执法机构。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设立了反垄断的执法机构，如美国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的反托拉斯司，日本的公平贸易委员会，德国的卡特尔局等。而我国的《反垄断法》虽明确规定国务院设立反垄断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反垄断工作，但该委员会仅仅是履行反垄断工作职能的议事协调机构。依据我国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调查处理垄断问题的有关部门或监管机构主要有商务部反垄断调查办公室、国家工商总局交易局反垄断处和国家发改委，但实际上有权负责执法的部门或机构不下十几家。执法权显得过于分散，多有交叉，势必影响反垄断的权威和实效。因此，我国应明确设立一个有独立权力的专门执法机构，以适应《反垄断法》及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
第二，制定、完善其他必要的法律法规。我国虽有《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关于企业兼并的暂行办法》、《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合并与分立的规定》、《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公司法》、《证券法》以及《反垄断法》等法律文件，但现行立法存在问题很多，为适应当前经济全球化的需要，我国仍然很有必要制定出台一部规范科学、内容完备、法律阶位高的《外资并购法》，以对外资并购及其他形式的外商投资行为进行统一规制。具体内容可包括总则、并购的条件、并购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购程序、并购管理、法律责任等具体规范。
针对产权交易市场混乱的问题，国家应制定有效的管理规则，尽快出台《产权交易法》，对产权交易的概念、对象、原则、管理机构、运作程序、中介机构等做出明确的规定，严格资产评估标准，规范评估程序，加大对产权交易行为中所存在的欺诈、违规操作等行为的处罚力度，特别是应对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和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有关当事人追究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把外商与国内企业的产权交易纳入统一的市场价格体系中，增强外资并购的公开性、公平性和公正性，实现产权交易的规范化。[8]
除此之外，还应修改完善现行的相关法律，如《公司法》、《证券法》等，使之与其他并购法律配套衔接。
第三，尽快制定反收购制度，建立统一的竞争法体系。当前除美国等少数国家对董事会反收购措施赋予了很大自由裁量权外，包括欧盟在内的世界多数国家对董事会反收购措施均实施严格的限制。从我国公司立法的现状看，尚缺乏类似美国公司法中关于公司董事义务责任的详尽规定和公司诉讼的专门规定，故不宜采取美国模式，而宜采取欧盟等的做法，严格限制董事会的权力，以防止公司董事会未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而采取行动来破坏或阻止收购行为。[9]具体可采取以下一系列措施：实行董事轮换制度；提高新股东进入门槛；采取措施维持公司较高股价；建立中国特色的“金色降落伞”——为管理层设计高额的提前退休或更换职务津贴；企业遇到恶意收购时以退为进，策动与企业关系密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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