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再度豁免。
其二，被害人的权利有可能被出卖。虽然侦控方与犯罪嫌疑人的合作，被害人有时可以参与其中，并成为讨价还价的参考系数，有时虽然不能参与其中，但诉讼的合意处理并不影响被害人权益。但不可否认，在涉及实体权益处分的时候，被害人的利益可能被遗忘。这时，他的任何事后救济都将是不充分的。
其三，控诉方利用“此犯罪人对付彼犯罪人”的做法，不仅有偷懒、渎职之嫌，而且与犯罪分子同流合污的外观也玷辱了司法的纯洁性。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如何在犯罪追诉过程中得以实现？审前合作模式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其四，在现代刑事司法体系中，无论对结果的公正性还是对程序的公正性，审判程序都承担着重要的保障功能，或者凭借直接的事前令状约束或者凭借间接的事后审查约束。但在合作模式中，侦控方与犯罪嫌疑人审前阶段通过合作就可以对案件作出实体的处理，这是一种无审判的处理模式。处理结果的公正性与程序的公正性可能失去必要的保障。

四、获取正当性的努力
为了有效地回避或弱化来自法律与道德的双重责难，各国对污点证人作证豁免的运作设置了诸多限制条件：明确的适用前提、有限的案件范围以及严格的法律程序等等。
根据有关国家的立法规定，适用污点证人作证豁免一般必须满足两方面的条件：一是对适用的案件范围都作了明确规定，一般限于危害性强、隐蔽性强的犯罪案件，比如，菲律宾限于贿赂犯罪、澳大利亚限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与证券领域的犯罪，德国限于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恐怖组织犯罪。二是实施的必需性，即污点证人的证言及其提供的其他信息是成功追诉犯罪所必需的。
为了保障控辩双方的利益如期兑现，很多国家对污点证人作证豁免设置了必要的适用程序。以美国为例，根据《美国法典》第6003条的规定，在得到首席检察官或其代表人、副首席检察官或其他任何指定的首席检察官助理、副助理的同意，任何一个检察官都可以根据一定条件向法官申请强制作证的令状：法官审查检察官的申请是否符合条件，如果符合条件即颁发令状，这时，该被告人必须作证。[1](p148—149)
为了进一步确保被告人权利的实现以及防止侦控方滥用权力，以契约为框架再次设置了风险控制机制。比如在美国，如果污点证人不遵守诺言，在法庭拒绝作证，那么，他将不受宪法“反对自证其罪”特权的保护，法庭可以对之判处藐视法庭罪。如果检察官不遵守承诺，没有取消或减轻控诉，该证人可以获得相应的法律救济。美国的做法是，让控诉方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证明控告所用的证据与证人的强制证词无关。在德国，检察官违背承诺追诉的，经联邦最高检察官同意，有管辖权的州最高法院可以停止审判程序。
可以说，如果法院不对侦控方与犯罪嫌疑人的合作进行实体审查，也不进行有效的程序控制，那么，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可能沦为追诉方获取证据的一场阴谋。这曾在美国引起比较广泛的争论。根据《美国法典》的规定，法庭不进行实体上的干预，所以，至于检察官手里的证据是否与污点证据有关，很难获得令人信服的证明。以至于有人认为，污点证人的权利基本上依赖于控诉机关的诚实与善意，所以，这种“由控诉机关的真诚来充当污点证人权利的唯一保障”的机制遭到了很多批评。③
由此可见，为了保证合作模式的公正性，一个普遍性的、有效的经验是围绕契约的公平精神展开努力。由于侦控方在这场“合作博弈”中处于优势地位，因此，合作模式的公正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追诉人是否有足够的权力对抗侦查权与控诉权。和传统的“对立模式”相比，这种对抗能力显得更为重要。西方国家的经验表明，被追诉人的对抗能力来源于两方面的力量：一是间接的，即利用审判权对侦控权进行事后制约；二是直接的，即赋予被追诉人充分的抗辩权。所以，能否获得合作中的正义离不开诉讼制度的支持：审判程序已经比较发达，有能力对审前的侦查与控诉行为进行有效控制；律师辩护制度发展充分，尤其是法律援助制度比较发达，以确保控辩双方诉讼能力的基本均衡，以至于在法国，刑事司法委员会是否实施合作式司法的改革建议，要取决于在刑事司法领域能否对国家的法律援助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④
以有力的审判与辩护为后盾，被追诉人放弃接受审判的权利的自愿性与明知性才能得到保障，具有解构意义的合作模式也才不会成为传统司法制度的掘墓人，相反，两者在功能上也才能相互弥补，共同维护着刑事司法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的正当性。
五、审前合作模式在我国的前景展望
从我国现行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实体法比较支持合作模式，比如，刑法第68条对立功者减免刑罚的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第390 条对行贿罪处罚的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392条对介绍贿赂罪处罚的规定——“介绍贿赂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介绍贿赂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这些规定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审前阶段侦控方与被追诉人予以合作的司法理念。但刑事诉讼法对此却表现冷淡甚至持反对态度。
虽然刑事诉讼法也赋予了侦查机关与控诉机关相应的裁量权，比如刑事诉讼法第130条规定，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侦查机关应当撤销案件；第142条赋予了检察机关不起诉的权力，但是，这种裁量权的授予并不意味着侦控机关可以与被告人合作。因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机关撤销案件以及检察官不起诉权力的实施前提基本都是“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结果，以“无需追究刑事责任”的实体标准大大限制了裁量权，侦控方与被告人不可能进行类似污点证人豁免的合作。这使得实践中侦查人员向检察官、法官私自求情，由于没有法律根据，再加上错案追究制的存在，法官、检察官都不同意豁免被告人的罪责。
不管立法作出怎样的规定，实践自有其生命逻辑。近年来，审前阶段的合作模式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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