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努力就不会奏效，即使取得不少经济立法成果也是难以巩固和发展的。
经济关系法律化是法治经济的本质特征，这一点已开始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经济关系法律化的起点和归宿，就是完善市场法律机制，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的宏观法律调控体系.基于这种共识，我们至少应该明确当前几项要求:①经济运动必须遵循价值规律和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充分运用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坚决实行企业破产制度，按照优胜劣汰、效益原则实现资溉的优化配里，进而由此探索怎样建立宏观经济法律调控体制的立法步骤，②加快政府转变职能的步伐，按照所有制现代化的要求理顺产权关系，还权与企业，激励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自动走向市场，真正成为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⑧针对市场流通客体日益增多、市场内容日益丰富多样、民事法律行为不断获得新的突破等情况，加快培育由市场组织体系、调控保障体系、法规体系和监督管理体系构筑起来的统一市场体系，并建立与深化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相适应的法律保障体系，④确立民法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法、关系法、行为法和程序法和应有地位，对市场法律体系中民法与其它部门法律机制的关系做出理论和实践的界定，既保障民法机制的核心地位和主导作用。同时又补足市场经济法律调整的组织法和管理法，充分发挥其他法律机制的配合作用。我们这样提出问题和认识间题，就在于经济关系法律化不但要求建立和完善市场法律机制，而且也为研究和解决市场法律机制创造了有利时机和良好条件。
(二)市场法律机制的现状
现在，改革的目标模式已经明确，但市场体系尚未形成，市场法律规则很不健全，整个社会和经济生活、经济秩序巫需进入有序状态。主要表现是民法机制与市场、市场经济的法资源需要极不相适应，经济行政法立法发展很快但却缺乏科学性，政府的经济行为和法律行为过于行政化，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残缺不全，宏观经济的法律调控体制尚未最终形成，围绕民法机制考察，这方面间题很突出。
一、民法机制陈旧落后
民法是流通领域的法律制度。民法在流通领域的功能，主要表现为以平等自由、等价有价为保护手段，以确认商品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资格、主体地位和人身保护，确认商品者的静态物权和动态债权为核心内容，通过反映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各种交换关系，保障民事经济活动主体的公平竞争，指导经济体制的改革，达到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目的。这种功能发挥得好坏，又主要取决于民法机制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它们完善程度相适应的状况。
我国《民法通则》是1986年制定的，而党的十三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前后在处理计划与市场关系间题上新的重大理论突破，以及由此而来的市场对经济活动调节作用大大增强所引起的许多新情况新间题，是为它所始料不及的。换言之，我国民法受市场发展过程中行政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较大，有悖于经济关系法律化的一般要求，整个机制是陈旧落后的。
l、我国市场是在“大计划、小市场”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主要依靠政府放松统制和运用行政力量组织推动这样两种方式、两条路子逐渐发展起来的，而同社会分工、商品生产发展的程度并无明显的必然联系。这就决定了我国市场法律机制(民法)一开始就具有两大弱点和特点，一是计划性很强致使市场体系被肢解，民法的作用只能是局部的;二是民法规范的单行机制多于总体机制，难以适应市场体系的需要，充其量也只能发挥局部的功能效应.
2、整个市场体系中各类不同市场的发育情况极不协调，尤其要素市场的发育远远滞后于各类商品市场，致使经济运动中不协调、低效率的状况也无法改变。因此，民法机制不可能配套发展，它在市场运行机制中的总体功能自然无从谈起。
3、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复杂，经济发展不平衡，市场调节功能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领域差别很大，《民法通则》取代不了应有统一的和正常的民法机制的作用。统一的民法机制要求普遍适用民法准则，正常的民法机制同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相联系，但市场又是垄断的和分割的，市场价格不放在首位，商品、资金、原材料和人员也不能跨地区流通，这就必然导致民法作用范围大大缩小并带有许多的随意性，民事活动中总是强制性规范多于任意性规范，而对体现当事人自由意志的要约与承诺程度却毫无反映。
4、鉴于前几年我国经济发展虽出现较大的波动，以政府或部门的支持和干预为背景的各种贸易战和封锁割据十分严重，这种条块行政分割现象不仅人为地分割了市场发展的合理区域性效应，而且也严重地阻碍了民法功能的发挥。
此外，市场经济一是开放的，市场经济法律机制也应该是开放的、甚至是国际化的，近几年来、商品经济发展给市场运行带来许多的法律间题，诸如经纪行为与代理、居间行为有什么区别，经纪人应有何种法律地位，怎样确定物权总体概念和界定各种具体物权，怎样实现产权制度现代化和国有资产的专职管理，如何对待不同物品所有权的风险转移，进一步设定权利的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规定默示条款的有效期限，以及如何建立市场的中介组织和自律组织等等，民法中概无反映，同世界经济运行的法律机制不相衔接。这也是一种封闭，说明我们经济立法的思维方式与指导方针更加落后于市场发育的过程，如果不大胆解放思想和更新观念，陈旧落后的民法机制便无法改变，市场法律机制就不能现代化、国际化。
二、经济法与民法严重错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经过拨乱反正，启动了经济建设与法制建设同步发展的客观进程。但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改革与法制不可分割的客观必然性，同经济法制建设本身的内在适应性之间存在着矛盾，即表现为改革迫切要求对变化了的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甚至要求许多改革措施直接采取经济立法的形式出台，而改革的开创性质又难免导致发展中经济关系具有暂时的不确定性，传统观念也认为法只能是对稳定社会关系的反映，这就给经济关系法律化和经济立法进程增加了难度和障碍。可是“时不待我”，法制建设要为自己开辟道路，陈旧落后的民法机制又不可能提供现成的东西，于是经济法(经济行政法)应运勃兴。在现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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