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职能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的配套、结构性权力之间的完整，直接关系到检察权的科学合理配置。鉴于目前对检察权职能性权力研究较多，并存在职能性权力与结构性权力相混淆情形，本文从我国政治司法制度与检察实际情况出发，明晰了两者之间的界限与关系，分析了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由此提出了检察权配置完善的粗浅之见。
「关键词」 检察权；职能性权力；结构性权力；权力配置
检察权配置的科学、合理与否，是检验司法体制改革、检察体制改革是否深化的重要尺度，是司法行为能否得以依法、有序实施的前提条件。当前，基于我国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对检察权的性质和归属的争议颇多，检察权属于“行政权”？还是“司法权”？亦或是“行政司法双重性”还是属于“独立国家权力”？由此，在检察权配置问题上也是众说纷纭。检察权配置是否科学、合理，不仅体现在它配置了哪些职能性权力，更是体现在结构性权力的完整配置上，结构不完整的法律权力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权力。检察权的完整结构性权力是检察权赖以存在和发挥法律监督效能的重要基础。目前在法律界，对检察权的内容研究比较多，而对检察权的结构还缺乏深入研究，本文立足于我国政治司法制度与检察工作的自身特色，从检察工作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当前检察权配置中的一些问题作了针对性解读，并相应提出改革和完善的粗浅之见，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同仁。
检察权的结构性权力检察权的科学配置是完善检察制度的核心内容。而检察权配置又分为职能性权力配置和结构性权力配置。目前，法律界对检察权的职能性权力研究比较多，而对检察权的结构性权力研究还有待深入。lOCAlHOsT甚至有很多人认为检察权的结构就是检察权的内容，从而把检察权结构叙述为公诉权、检察侦查权、诉讼监督权的“三权”结构形式。① 这样就把检察职能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混同起来了。职能性权力反映法律职权的内容，检察机关的职权包括犯罪侦查权、侦查监督权、审判监督权、公诉权等权力，它反映了检察机关的法律性质和范围。结构性权力是某一具体领域的法律职权所必备的基本法律构成要素，反映了检察职权内在构成的基本内容，是检察权能够客观存在和发挥法律作用的法学理论基础，为检察权立法提供成熟的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笔者认为检察权的结构由知情权、调查权、追诉权、检察建议权构成。无论是刑事立案监督权和侦查监督权，还是审判监督权和公诉权，都离不开这四项基本的法律要素。检察权职能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是辩证统一的。职能性权力反映检察权的内容，是决定性的方向性权力，指导着结构性权力的具体构建；检察权的结构性权力表现为检察权的构成要素，服从于职能性权力，是职能性权力的具体化和规范化。只有把这两方面有机的联系起来，才能保证检察权的有效行使，取得预期的法律和社会效果。
结构性权力和职能性权力之间存在的一些问题职能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是检察权配置中的两个重要权力，属于不同的范畴。职能性权力反映检察权的内容和外延，是决定性、方向性的权力，指导结构性权力的具体构建；结构性权力反映检察权的内在构成要素，是职能性权力的具体化和规范化，是检察职权赖以存在和发挥效能的必要条件。目前，检察权配置的不完善，使得结构性权力与职能性权力之间出现脱节现象，影响了检察权能的有效发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结构性权力配置难以满足职能性权力需要知情权是检察权结构性的、前提性的法律要素，是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活动中对客观事实的知情权力。检察权的行使必须建立在享有充分知情权的基础之上，没有知情权或者知情权得不到充分的保障，检察机关职能性权力就无法得以充分履行。诸如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立案活动和侦查活动享有监督的职能，但检察机关由于知情权的不足，难以及时有效获取充足的有价值的信息，工作开展难度大、成效差，往往陷于监督不力的境地。又如，法律规定了检察机关查处和预防职务犯罪的职能，但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和其他刑事犯罪侦查工作相比，其信息来源相对比较单一，即不能设“耳目”、“卧底”，又不能运用技术侦查如监听等手段。因此，获取职务犯罪的线索主要靠群众的举报和从以前所办案件中挖线索，这些都使得检察机关常常处于无米下锅的窘地；即使有了线索，也由于查办的对象拥有一定的权力和地位，而且犯罪日益智能化，反侦查手段越来越高明，而我国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手段远不及其他机关，这些都束缚了办案人员的手脚，绝大多数办案部门技术装备还比较落后，仍然停留在“一支笔、一张纸、一张嘴”，靠熬夜、拼体力等原始侦查方式，使侦查工作开展艰难。往往一边是人民群众一浪高过一浪的反腐呼声，一边是检察机关干着急的无案可查或查而无果，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再如，在民事审判监督中，检察机关连查阅案件材料的权力都没有保障，民事抗诉权力就更没有保障了。
检察机关的知情权，是贯穿整个法律监督活动过程的结构性权力，检察权的行使必须建立在充分享有知情权的基础上，没有知情权或知情权得不到充分保障，检察机关作出的程序性决定权就难以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要求。检察机关启动某个法律监督程序的事前、事中、事后，都离不开知情权。可以说，没有知情权就谈不上法律监督，没有知情权就没有检察权。知情权不完整，检察权也就不完整。
2、有职能性权力要求而结构性权力缺失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要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随之，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出台了贯彻该政策的决定。②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服务和谐社会建设，成为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能，但目前缺乏相应的结构性权力配置。如刑诉法只规定了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或和解，而并未明确规定“公诉案件”可以进行刑事和解，检察机关并无权力对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刑事案件主持和解。虽然各地检察机关都在积极探索和尝试有关刑事案件的和解，但从法律上讲却是于法无据。如对未成年人犯罪以及一些轻微刑事案件实行非刑事化处理，实现刑罚的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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