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是直接服务于政治目的的统治工具。行政命令、长官意志、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干涉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的现象在实际中司空见惯，法律几乎不存在任何的权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末期才开始有所改变。现实生活中，在社会成员意识里，“讼累”、“畏讼”观念根深蒂固。碰到事情，首先想到的是在相关部门有没有关系人，进而是托关系，找熟人，而不是查阅一下法律法规，看一下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在普通百姓的观念中，“清官情结”深入肌髓。遇到冤情，往往寄希望于上级领导和主管部门出面过问和解决，而不是走正当的司法途径，这无疑强化了权力机关为民做主的“救世主”角色意识。如此社会环境，法律的权威性根本无从树立。在并非少数的领导干部的潜意识里，“官本位”与“权本位”的 观念普遍存在。诸如：行政诉讼案件中，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拒不出庭；对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拒不执行。凡此种种，反映出的都是权力对法律权威的挑战与蔑视。畅游几千年的历史长河，在我国，权利崇拜从未有过断裂，法律信仰却始终找不到生根发芽的土壤。而这个无以植根的法律信仰，恰恰又是法治建设成败的关键。
3 公民法律信仰的培育是个系统工程
培育公民对法律的信仰，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民族众多、国情复杂的大国培育公民的法律信仰，制约因素很多、工程量庞大、工期漫长。
3.1 要培育公民的法律信仰，就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追溯法治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法治始终是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市场经济是孕育法治沃土。因为，市场经济的核心要素不外乎市场主体的自由和竞争规则的公平公正。主体的自由必然以权力本位为要件，而竞争规则的公平公正则要求所有市场主体必须遵循游戏规则，否则，就要受到应有的制裁。而且，也只有对规则的崇拜和服从，才能保证市场的有序发展。这种机制，本身就蕴含了主体对规则的服从和信仰。而在我国，由于市场经济起步较晚，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毕竟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要想培育作为主体的公民的法律信仰，就必须下大力气、抓紧时间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培育出法律信仰赖以生长的沃土。让主体在大环境之中领悟法治的要义，让环境来熏陶其对法律的信仰。
3.2 要培育公民的法律信仰，就要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提高法律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如果说法治的沃壤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话，那么完善的规则体系（法律体系）则是法律信仰生成的前提条件。这个前提必须符合自由、竞争、公平、公正、效率的法治要义。正如自然法学派所言，法治之法必须是“良法”，必须符合社会发展要求，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
我国自80年代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来，立法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法律体系得到了不断完善，立法的数量、质量不断提高。但就总体而言，速度和数量远较立法质量领先。这主要表现在：就单行法或某部门法自身而言，法律的可操作性有待提高，法律的表达不够清晰，涵盖性存在缺陷；就部门法之间的关系而言，法律之间衔接配套及协调性不强，矛盾抵触屡见不鲜。法律的这些自身的不完善，导致公民的无所适从，降低了法律的公信力。

要想树立法律的权威，就必须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提高法律的质量，使之真正符合社会的发展趋势，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符合公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如此，公民才会逐步对法律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需求，继而生发出对法律的信仰。
3.3 要培育公民的法律信仰，就要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 公正的法治应有利于公民法律信仰的形成。而法律信仰的形成，就个体而言，其本质就是将法律内化为人的本能的需求。公民权利意识的强弱是法律信仰能否生成的关键性因素。从主体层面看，对法律的信仰，以人们的权利意识的觉醒为逻辑起点，以自觉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利外在表现，以积极服从法律为最终目标。
在我国，由于几千年的重人治，轻法治的传统，以及讼累在人们心理上留下的阴影，公民的权利意识非常淡漠。所以，要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必须培养公民的权利意识。首先，要唤醒公民的权利意识。任何事物的存在，都不是无缘无故的。权利意识也不例外。权利是法律的核心要素之一，没有对权力的要求，也就无从产生对法的渴望与追求，对自身权利的维护也就无从谈起，更不会产生自觉守法来保障别人权利的意识。当然，权利意识不会自觉觉醒，要唤醒公民的权利意识，就必须对其进行法治教育，使他们对自己的法定权利全面知悉并充分理解。只有如此，公民才能依法维护和保障自己的权利，进而增强权利意识和守法意识（维护别人法律权利的意识），形成对法的信仰。其次，进行大规模的普法教育，破除“畏讼”和“讼累”观念。消除清官情结，树立法律的权威。
3.4 要培育公民的法律信仰，就要培养公民的积极守法精神
正常的社会秩序没有公民的守法精神的维系是不可能形成与维持的，它不仅要求主体将守法做为公民的法定义务消极遵守，更要把守法内化为自身的道德义务而积极维护。“确保遵从规则的因素象信仰、公正、可靠性和归属感，远较强制力更为重要。法律只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制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5]。
而公民积极守法，首先应从执法、司法人员的守法观念的强化做起。只有减少执法违法、司法腐败现象的发生，才会增强法律的公信力；只有司法公正、执法必严，才能让公民积极守法的观念逐步形成；只有当法律真正代表了正义和公平，所有邪恶均受到法律的应有惩罚时，积极守法才成为可能。也只有这样，公民对法律对法律的信仰才会成为可能。
3.5 要培育公民的法律信仰，就要规范权力的运行 法律的真义是通过其潜在的刚性约束，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为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提供优良的外部环境，达至社会的有序。这种约束和刚性，不仅仅针对普通民众，更是约束和限制公共权力运行的措施。“其身正，不令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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