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恐怖主义犯罪在21世纪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9.11事件与别斯兰人质危机，伦敦地铁爆炸事件与俄罗斯首都机场爆炸案，均牵动着世界各国的心弦。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惩治与预防成为了国际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议程，远东的中国也面临着与西方国家类似的恐怖主义威胁，西北边疆的“东突”恐怖势力已经危及到国家安全与民族团结，中国有必要借鉴其他国家的反恐策略与教训，掌握恐怖主义新动向，有效地预防与打击恐怖主义，保护人民的自由与安全。
关键词：恐怖主义犯罪；反恐对策；惩治理念
恐怖主义与邪教、黑社会并称为人类社会的三大痼疾，而恐怖主义又以其极大的社会危害性成为世界的头号公敌。①由于恐怖主义犯罪根源的多样化，该问题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予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国际反恐形势依然严峻，在未来很长时期内针对恐怖主义的抗争仍将是国际社会持续关注的焦点之一。
一、 恐怖主义的沿革趋势
恐怖主义最早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来源于雅各宾派在法国大革命中实施的“红色恐怖主义”政策。罗伯斯庇尔不仅第一次在法律文件中正式使用了“恐怖主义行为”，还在政治与法律上将国家恐怖主义正当化、合法化，并对其必要性进行了充分论证，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20世纪以前，恐怖主义行为基本上以暗杀、投毒、爆炸为表现形式，均是恐怖主义者及其组织在没有群众支持的情况下，通过谋杀某一政府要员或者针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进行现实潜在的威胁，从而达到向社会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与理想诉求。lOcAlhosT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一战的导火索——刺杀奥匈帝国王储费迪南大公的萨拉热窝事件。20世纪60年代是恐怖主义真正形成的时期，这一期间恐怖主义活动主要集中在殖民地、附属国以及刚独立的民族国家。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恐怖主义活动开始向远东扩散。恐怖主义犯罪手段越渐多样化，其中以劫机、爆炸、绑架与劫持人质尤为突出，而且袭击目标和活动范围早已超出一国国界，逐渐形成国际恐怖主义活动。21世纪初，恐怖主义有了明显变化，它们的活动与组织日益严密化、神秘化，淡化自身长远的政治目标，利用高科技实施恐怖活动，将袭击目标转向核设施、能源基地、电子信息网络以及具有地标性建筑物。
二、 美、俄反恐策略研究—特种战争，常规战争与反恐立法
随着冷战结束，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被打破，长期被强权政治压迫下的各种矛盾逐渐突显出水面，使各种矛盾表面化与公开化。震惊世界的美国9?11事件、俄罗斯别斯兰人质危机、伦敦地铁爆炸案与莫斯科首都机场爆炸案相继发生，恐怖活动已经摆脱以往的那种区域性、偶发性的特点，逐步具备了在世界范围内的发达国家地区组织大规模恐怖活动的战斗能力。
9·11事件后，布什总统在国会的授权下，通过并延长了《爱国者法》法案，不仅在国内进行了严密的反恐立法，建立了完整的反恐法律安全程序，还组织联军对支持“基地”组织恐怖势力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进行了武装打击。在常规战争的同时，cia特勤行动组潜入、渗透恐怖组织的后方实施打击，最成功的是在阿尔塔巴德击毙了本?拉登。美国以特种作战配合常规战争的方法，有效打击了中东、中亚地区的恐怖主义势力。可是这种联合打击的效果只是暂时的，拉登的死亡并不意味着恐怖主义的终结，“基地”组织并未土崩瓦解，反而开展更多的报复行动，恐怖主义愈演愈烈，大有“愈反愈恐”之势。
俄罗斯经历了别斯兰人质危机后，加大了反恐力度，增强本土防御。为适应复杂的国际反恐形势，俄罗斯在反恐立法方面紧跟现实需要，对恐怖主义势力予以坚决打击，并在反恐与指挥机制上做了重大调整，加强反恐部门的执法权力，将恐怖主义视作一种政治现象，不再作为人民内部矛盾进行处理。完善一系列诸如《俄罗斯联邦反恐怖主义法》的反恐法案，在政治与法律的层面对打击恐怖主义进行合法化。针对恐怖主义策源地进行一系列武装打击，利用特种部队突袭、渗透、黑色宣传，采用常规的大规模武装攻击行动对车臣地区的恐怖分子进行全面打击与定点清除。高压政策并没有维持相当长时间，反而迫使车臣恐怖分子与“基地”组织、 “东突”势力实现联合，增大了反恐的难度与强度。
三、 美、俄反恐对策下的反思——中国如何应对恐怖主义？
美、俄两国在反恐过程中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可供衡量，均是基于自身利益认定与恐怖组织势力，在实际中往往造成一国的恐怖分子是另一国家的“自由战士”，令反恐效果大打折扣。以武力作为解决恐怖主义的主要武器，试图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国内秩序，用自己的价值观去改造其他文明的价值取向，更加刺激了恐怖主义的发展。
两国反恐的经验与事实表明：仅靠武力镇压是绝对消灭不了恐怖主义的，这反而会滋生出更多的恐怖主义。无论是斩首行动、定点清除还是局部常规战争都不能从源头上消灭恐怖主义的威胁。只有标本兼治，在武力打击的同时做好安抚工作，努力复苏恐怖主义策源地的经济，建立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和平、公正、合理、和谐的国际新秩序，才可以从根本上消灭国际恐怖主义。
1.加强反恐立法，严打恐怖主义
打击恐怖主义不但要有完备健全的法律为其提供符合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合法性依据，而且还需要形成系统化的反恐机制，全面提升中国的反恐能力。②中国的反恐立法仅仅体现在刑事实体法中，如97刑法第120条、2001年《刑法修正案（三）》、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中，针对恐怖主义犯罪的行为及其特征予以界定，并加大了惩治力度，增设新罪名和恐怖主义活动的上游犯罪行为，但这远不能满足我国同恐怖主义作斗争的现实需要。
与美国反恐法案相比，中国反恐立法缺少机动性与灵活性，没有对和恐怖主义犯罪密切先关的行为进行准确界定，而且对组织、领导、参加的规定过于广泛，不利于刑事司法追诉；与俄罗斯的反恐立法相比，中国反恐立法形式过于单一，只是以补充现行法律中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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