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俄罗斯人质案）人质。考查“人质”的含义，无论是从《左传》中的“周郑交质”，以人质作为履行盟约的保证。还是从宋朝的和亲制度，在两国交战时用人质表示求和或守信。或是现代编纂的《辞海》中的含义，都是指已经被行为人实力控制的、实际扣押的人。由此，只是以立即对在场第三方实施暴力相威胁，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使该第三方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但是，还不能将此第三方认定为人质。这种情况下不应当属于绑架罪，应当定为抢劫罪。

因此，抢劫罪的构成，包括以立即对在场第三方实施暴力，胁迫他人交出财物的情形。同时，这同立法精神也是相符合的，下文进行简要论述。
（二）立法精神在绑架罪、抢劫罪上的体现。
立法沿革上，1991年的《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将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从抢劫罪中独立出来，单独规定为绑架勒索罪。1997年《刑法》修订后，增设了法定刑比抢劫罪更重的绑架罪，并吸纳了绑架勒索罪的内容。是因为绑架罪中，行为人实力控制了人质，以人质的生命安全为筹码，向其近亲属或其他人（或者单位）勒索财物。不仅使人质的人身权利受到现实、迫切的威胁，还引起更多人的恐慌，也可能给其他人造成财产上的损失。[⑦]
立法上，绑架罪规定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一章中，而抢劫罪规定在侵犯财产罪一章中，二者侵犯的客体都是复杂客体，即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但二者的主要客体不同。绑架罪的主要客体是人身权利，因为人质的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受到更大的威胁，带有更多的不确定性。人质的获释更多的受被提出要求的人，即付赎金人的影响。付赎金人与行为人的谈判过程、履行情况等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质的生死。如此，人质自己不能更确定的保护自己，不能更有效的决定自己的人身安全。因此，立法上更着重保护人质的人身权利，将其作为主要客体。相对而言，抢劫罪的主要客体是财产权利，行为人的直接目的或最迫切的目的是马上获得财物，能不伤害他人人身的会尽量不伤及，还会尽力不引起其他人的关注。即使采用暴力的手段劫取财物的，被害人的人身也相对更大程度的掌握在自己手中，自己亲自和行为人谈判、妥协、达成“协议”，因此，人身权利相对受到较小的侵犯。而且，无论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看，还是从客观方面看，行为人更看重的是一次性获得财物，头脑中没有“挟持人质”、“要挟他人”、“以人换物”的概念，实际也没有这样的行动，会见“好”就收。
由上可得出，是否存在“人质”才是两罪的关键区别。而“三面关系”可能在两罪中都存在，不是区分的最关键点。
三
综合以上论述，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绑架罪，和使用立即对在场第三人使用暴力这一胁迫手段构成的抢劫罪，他们的区别关键，不在于是否存在“三面关系”，而在于是否存在“人质”。同时，是否存在“人质”这一标准同样适用于其他情形的绑架罪与抢劫罪的区分。[⑧]是否存在“人质”的标准，是在“三面关系”的标准之基础上，通过文中重点介绍的情形的罪名认定问题，提出的修正观点。当然，笔者亦有考虑不周论述不详之处，望各位同仁指正。最后，用该标准来分析前面两个案例中的行为人的行为性质：
黎力案中，被告人黎力先用胁迫手段，对银行实施抢劫，未遂；后挟持银行顾客，以顾客的人身安全为威胁，向银行勒索十万元人民币。这时，黎力的主观方面发生改变，改以挟持人质的方法，利用银行对人质安全的担忧，向银行提出付赎金的要求，依法构成绑架罪（既遂）。母子案中，男子以立即对儿子实施暴力相威胁，胁迫母亲交出财物。此时，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看，没有挟持人质的意思；从客观方面，也没有现实 “人质”的存在，依法应当构成抢劫罪。
【注释】
[①]参见林东茂著：《刑法综览》（修订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版，第354-357页。
[②]或者称为被勒赎人，因为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被掳人和被勒赎人是同一人。
[③]高铭瑄主编：《刑法专论》（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4月版，第667页。
[④]参见杨春洗、杨敦先、郭自力主编：《中国刑法论》（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375页。
[⑤]参见曲新久著：《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415页。
[⑥]陈兴良、周光权著：《刑法学的现代展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559页。
[⑦]用“可能”二字，是因为绑架罪并不以勒索到财物为构成要件。
[⑧]下文对黎力案的罪名认定过程，能证明这一点。其理论根据可参见林东茂先生的著作《刑法综览》等，其中有详细介绍。因此，此处无需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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