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adr的预定的内在价值效应；相反，如果实施不当，则会弊大于利。
(一)各种adr措施
adr在私法领域获得发展，从而为自然人和商事主体提供了一种诉讼以外的使他们之间的纠纷获得解决的方式。以adr代替诉讼解决纠纷，对纠纷当事人来说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优点@：首先，通过缩短达成最终解决方案所用的时间，节约当事人双方及公共机构的资源投入，从而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其次，adr可以使纠纷在友好的前提下获得解决，从而避免了对抗；再次，adr可以改进当事人对相互间的纠纷的控制能力，促使他们对纠纷解决方式和条件的选择负责。
一些adr措施是裁决性的，如：仲裁，它们是由中立的第三方强制性的做出对当事人双方有约束力的裁决；而另一些则是协商性的，如：调解，是由中立第三方帮助当事人双方协商并达成协议。为说明裁决性adr与协商性adr的差别，及各种adr所内含的变异，有必要以最通常的两种adr措施：仲裁和调解作为论述的基点@。仲裁意在取得对纠纷的权威性解决，相对来讲更接近于司法判决。在商事领域，当纠纷主体意图避免进入诉讼，但同时又希望由第三方作出一种具有约束力裁决时，仲裁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可资利用的仲裁措施是多样的，纠纷主体为避免诉讼的迟延和高成本，可能作出运用简易仲裁程序仲裁的选择。在简易仲裁程序中，仲裁主体可能对程序事项和裁决标准拥有绝对的自主权。而意图在采取一种非诉讼裁判性程序的同时，对一些程序因素——仲裁地点、裁决主体的资格、裁决主体的国籍等——加以制的纠纷当事人可能选择相对复杂的普通仲裁程序。在普通仲裁程序中，对证据的展示和辩论的进行可能存在严格的限制，同时裁决主体被要求运用既定的判决规则作出裁决。调解意在促进协商，它有赖于当事人双方的自主处分和相互协作。调解者运用一种先行于其它程序——如，诉讼——的程序，协助纠纷主体达成解决纠纷的协议。调解通常运用于纠纷主体间保持持续交往的领域。调解者设计、操作调解程序，而最终的调解结果完全掌握在当事人自己的手中。调解者对程序事项具有广泛的权力。调解通常以纠纷主体及调解者的公开陈述为起点，其它的程序事项则可能因调解者的具体处理和案件的具体特征的不同而有巨大的差异：协商的次数和期限、对背景因素和关联事项给予的关注、调解者会见纠纷主体的方式——单独会见或共同会见、是否需要代理人等所有的程序事项都可能有所差异。
多种adr措施已经获得认同，有的是裁决型的，有的是协商型的，也有的将二者相结合——我们称之为结合型，每一种adr措施都包含着无穷的变数。传统型的adr措施包括：小型审判、简易陪审团审判、早期中立评价、社区促进、和解会议和调解～仲裁。adr改革的组织和实践者仍在探索设计满足特定需要的adr措施。

adr程序的灵活性如此巨大，法院可以依各种形式设计其adr措施。不幸的是，这也极易导致法院在设计adr措施时将其“判决化”的后果。与之相反，法院负责人员应认识到adr独特的目的，从而设计出能发挥独特作用的adr措施。
(二)公益维护与当事人服务：价值视角的差别引发的正义模式冲突
代替性纠纷解决措施与司法判决，是具有本质差别的两种纠纷解决模式。我们分别称之为“当事人服务模式”和“公益维护模式”。司法判决和adr的程序特征表明，它们分别侧重服务于不同的社会利益主体：社会公众和当事人个人。司法判决的特征——规范性、透明性包含了强加的法律标准和上诉审查：这些特征促使法官对社会公益负责，同时限制个人的自由处分权，力求遵守普通规则和公众法律，并维护强调判例的可遵循性、判决的可预测性以及具体案件的社会规则效应的英美普通法传统①。与之相对，adr的特征是灵活性、私权性：这些特征促使中立第三方主要对纠纷当事人负责。
各种规范程序帮助司法判决服务于公益。法院的判决被认为是和法律的客观标准相一致的，而这些客观法律标准被平等、一贯的适用于各种个体案件，而且这种适用是公开公布的，它们影响着社会的价值取向。每个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都是有限的，违反法律的判决将会受到上诉的审查，并被改判。公众参与和公开性原则适用于诉讼中从证据调查到依法裁判的许多领域。总之，司法判决型程序通过要求法官依照社会价值取向裁决，并通过向社会公开判决、加以上诉审查，从而确保判决与社会价值的一致，实现对公益负责的目的。
相比之下，adr措施的灵活性和私权性，使之对当事人的不同利益负责。纠纷当事人可以权衡各种adr程序，从中选择最适合其要求的一种。而且，adr程序的中立第三方往往可以修改程序以解决特定纠纷。adr程序的结果可能依照特定的环境“量体”而定，也可能建立在个人公平观念(通常会受到来自法律的影响)的基础之上。有时，纠纷当事人或纠纷当事人选定的adr组织会事先确定解决纠纷所应适用的标准。adr中的协商程序是秘密的，协商过程不公开，甚至纠纷解决本身也是秘密的。保密性直接有益于当事人：它消除当事人间的不安，保守住敏感信息，从而可以使探索性的协商更加真诚。保密性也使灵活性成为可能，它确保程序服务于程序参加者而不是程序以外的主体，并使协议的达成完全自主。对adr的程序结果的司法审查受到严格的限制，因此，adr程序中立第三方就只对纠纷当事人负责。
认为adr是建立在当事人利益基础之上，而判决是建立在公共利益基础之上的定性有过于简单化之嫌。adr主要服务于当事人，但它同时也服务于社会：例如，它以一种非强制的，预定的方式引导利益冲突；同样，司法判决主要服务于公益，但它同时也服务于当事人：比如，它解决了具体当事人间的纠纷。“公益维护模式”与“当事人服务模式”是相对的，而不是对立的。因此，adr和司法判决可以协调运作，共同服务于公益和纠纷当事人。关键在于，两种模式对服务对像韵铜重不同，这种不同反映在程序之中。
(三)冲突的整和
adr将当事人利益置于公益之前，这可能导致一种担心：adr的内在价值是以正义为代价的。评价这种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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