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信力作为衡量一国法治程度的重要标尺，可被界定为社会公众是否尊重、信任法院及尊重、信任、服从司法裁判的程度。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法制建设日渐向好的同时，司法公信力流失却成为颇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感日益泛化为一种普遍社会心理。如下三种社会现象较明晰地展现了司法公信力不高的现状：其一，法院生效裁判不能得到自觉、有效履行，“执行难”问题在近几年集中清理后才稍有缓解。其二，许多当事人信访不信法，执著于向权力机关表达诉求，涉诉信访居高不下。其三，人大代表对法院工作评价不高，2009年“两会”的否定性评价达24%强。
司法公信力流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个别地方不当干预司法、法律宣传教育滞后、“官司一进门，两边都找人”的不当社会风气等存在于法院系统外部的因素，也有司法不廉问题突出、案件质量不高、同案异判、裁判结果与民意相距较远等法院系统自身原因。欲提振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首先应当眼睛向内看，把系统内部的事情处理好，至少应当从如下四方面展开努力。
一、解决司法不廉以消除社会公众合理怀疑
在当下中国，社会公众和法官群体自身对司法廉洁程度的评价之间，存在着非常值得注意和探究的明显差异。一方面，社会公众普遍认为司法不廉现象颇为严重，往往基于各种表面证据对法官群体的廉洁性作出较低的评价。另一方面，大多数法官觉得非常委屈、不被理解，认为绝大多数法官是廉洁的，有贪贿行为的法官仅是极少数。
笔者认为，此种认识和评判差异，不应简单地归因于职业身份、话语立场的不同。LOCalhoST导致这种差异的最重要原因在于，法官是最大诚信职业，司法不廉具有负面的社会放大效应。司法程序往往被认为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社会公众对其公正性、廉洁性寄予极高的期许。因此，司法不廉难以被接受和容忍，它直接影响着公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判断。近年来，法院系统贪贿案件频发，不断损害着人民法院的形象和威信。
因此，提振司法公信力的首要之策应当是解决司法不廉，获取社会公众对法官群体的信任。《人民法院三五改革纲要》将完善反腐倡廉长效工作机制作为一项司法改革重点，可谓切中要害。笔者认为，解决司法不廉应注意两个关键问题。
第一，要把廉政建设的重点置于法院领导干部群体。法院系统内人事管理机制，院、庭领导把关下的案件合议制、审判委员会议事规则，使得法院领导干部掌握着裁判案件的关键权力，成为案件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的重点“俘获”对象。在违反法纪的法官中领导干部占很大比重，即可印证这一判断。因此，各级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一定要秉持“严管就是厚爱”的观念，建立制度约束法院领导干部过大权力，切实防止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的发生。
第二，要在法院群体中建立合理怀疑问责制度。法官作为社会公正的人格象征，当属社会中的最大诚信职业。法官的职业公信力既是司法机制有效运行的人事基础，也是法官职业和司法活动得到公众尊重的心理依据。因知识、时间、精力、耐心的有限性，多数社会公众对司法廉洁的评价均是基于对法官行为外观的认识。见到一个时常衣华服开豪车、出入高档酒楼的普通法官，社会公众不但会怀疑该法官有贪贿行为，往往还会认为其他法官廉洁程度相去不远。因此，法院系统应当建立合理怀疑问责制度，在某一法官行为足以使社会公众产生合理怀疑时启动弹劾程序，要求该法官经由公开听证、当众申辩等方式消除社会公众对其品行的合理怀疑，否则即应自行离职或被裁汰出法官群体。如是，法官群体的职业公信力方能得以维护和提升。
二、加强案件质量监督管理以提升社会公众对司法过程的信任度
审判案件是一个裁断他人重大利益的过程，立案、庭审、裁判、送达、执行等各环节均是公开展示公正的重要平台。应当不难理解，司法公正主要是案件质量问题，司法廉洁主要是法官品质问题。但是，一旦出现案件程序瑕疵、认定事实偏差、法律适用不当等情形，社会公众就可能联想认为法官不廉致使裁判不公。
现实的司法实践中，案件质量瑕疵的确大量存在，既曾有法官便装吸烟开庭，也曾有法官故意制造阴阳判决等情形；既有错别字、数量金额等常识之错，又有取证程序、送达时间等疏忽之错，还有引用不存在的法律条文等荒唐之错，使得社会公众难以信任裁判文书经由严谨的程序、审慎的考量而公正作出。
笔者认为，大力加强案件质量监督管理亦是提振司法公信力的一个重要路径。案件质量监督管理，系指各法院依托特定的内设机构，遵照既定的标准和方式，从立案、庭审至送达、执行等环节，对案件质量进行监督，以便及时纠错。近年来，最高法院和各地方法院均在对此项工作进行探索。
现行案件质量监督管理机制至少可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和加强：其一，监督管理范围应扩展。对刑事、民事、行政、执行等各类案件都应进行监督；应对立案、审判、文书制作、执行、归档等全过程进行监督；应对查封、扣押等重要事项和评估、拍卖等关键环节予以动态同步监督。其二，监督管理标准应科学。案件质量标准既应细化，也应科学，且具有可操作性，既应设定事实认定、证据归纳、辨法析理等法律效果标准，也应合理纳入调解率、撤诉率、申诉上访率、提出司法建议情况等社会效果指标，还应涉及案件全过程的程序合法情况，应根据案件差错类别作出相应监督结论，不应简单、无差别地认定“错案”。其三，监督管理结果应予转化。案件质量监督管理机制的根本目的在于确保案件质量，而不是评定差错等级、追究审判责任。因此，法院系统应注重以多种形式将监督管理结果进行转化，如总结某一地区或某一段时间存在的普遍性质量问题，提出对策，制成规范性文件。
三、完善案例指导制度以统一法律适用
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对成文法予以解释适用，可能造成法律适用不统一的问题。许多类似案件的裁判结果却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如各地法院对所谓“凶宅”案的判决各异，对“以贷还贷”中的保证人责任处理不一，往往使得社会公众怀疑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公正行使。
为统一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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