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法定情况下是区分此罪与彼罪的标准。例如，根据《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聚众斗殴未致人重伤、死亡的，是聚众斗殴罪，致人重伤、死亡的，则构成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据此，刑讯逼供与暴力逼取证言行为，如果发生了致人伤残、死亡的结果，就应分别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并从重处罚。还有一种情况，行为人即使实施了相同的犯罪行为，但由于结果的不同，因而确定的罪名也会不同。如《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的过失致人死亡罪和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的过失重伤罪之间就是这种情况。例如，甲在擦拭其猎枪时忘记取出枪膛里的子弹，误触扳机，将其邻居乙打成重伤，则应定为过失致人重伤罪；如果无处误触扳机，将乙打死了，则应当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二者的差距仅仅是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危害结果的内容不同可能成为此罪与彼罪的标准。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只有在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危害结果才具有这一功能。
3．确定一罪与数罪
确定行为人的罪数，也是定罪要解决的问题。危害结果在确定罪数中的作用主要现在：（1）危害结果与法规竞合的关系。法规竞合，指行为人实施一个犯罪行为同时犯数个在犯罪构成上具有包容关系的刑法规范，只适用其中一个刑法规范的情况。合数个犯罪构成的行为，因为是基于一个罪过实施一个危害社会的行为，因此只能定罪。刑法中存在着多种类型竞合关系的法规，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类就是结果犯与手段的竞合。结果犯与手段犯的竞合，就是某一行为本身触犯一个法条，符合一个犯罪构而这一行为产生的危害结果又触犯另一法条，符合另一个犯罪构成。例如，甲出于抢枪支、弹药的故意，实施了抢劫枪支弹药的行为，同时触犯了《刑法》第一百二十七第二款规定的抢劫枪支、弹药罪和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的抢劫罪，而抢劫罪的构成包了抢劫枪支、弹药罪。依据法规竞合适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和“重法优于轻法”原则，甲的行为实际上只构成抢劫枪支、弹药罪。（2）危害结果与牵连犯的关系。牵犯在刑法理论中属于处断的一罪，是指“以实施某一犯罪为目的，其方法行为或结果为又触犯其他罪名的犯罪形态”。.这里的危害结果与法规竞合中的犯罪结果仅仅作为后果存在。牵连犯中尽管有数个行为，符合数个罪名，但因为其犯罪的目的只有一个并且前行为是后行为的必经阶段，后一行为是前一行为的结果。在这里确定危害结果犯罪行为是否具有牵连关系就成为区分一罪与数罪的关键了。
（二）危害结果与量刑
刑法学界对其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一直存在“必备要素说”和“选择要素说”的分歧。表现在危害结果与量刑的关系上，也表现出两派观点。观点一：在一切犯罪中，危害结果不仅是影响定罪，也是影响量刑的重要因素。因为危害结果是反映社会危害性的事实现象，刑罚必须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所以，危害结果必然影响量刑。[6]观点二：在大多数犯罪中，危害结果的轻重，影响量刑的轻重。[7]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
作为刑法三大基本原则之一的罪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对犯罪分子量刑时，应根据其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大小相适应。这一原则体现在立法上，就是要确立一个科学的刑罚体系，各种刑罚方法由轻及重按次序排列，并且各个刑罚方法要互相衔接，结构严谨，主附配合：体现在司法中，就是要求法院根据罪行准确定罪、适当量刑。危害结果是决定罪行轻重的重要因素，它从客观方面反映出罪行的轻重，可见，危害结果在量刑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危害结果对量刑的影响作用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
1．作为法定的量刑情节存在。在《刑法》总则中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了：“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可见，未发生危害结果的犯罪未遂、犯罪中止，刑法规定了从宽处罚。
2．作为酌定的量刑情节存在。在刑法没有将危害结果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和法定量刑情节时，司法实践中，危害结果便作为酌定的量刑情节。例如，同是故意损毁文物罪，一个人使大量的珍贵文物遭受破坏，一个使少量的珍贵文物遭受破坏，这便是人民法院在量刑时应当考虑的酌定情节。
3．依危害结果的大小、轻重作为选择法定刑的根据。《刑法》分则中的有些罪名规定了不同的量刑幅度，依据罪刑相适应原则，作出不同的量刑结果。如《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




[1]转引自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4页.
[2]马克昌、鲍遂献：《略论我国刑法上行为的概念》，载《法学研究》1991年第2期.
[3]郑飞：《行为犯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
[4][日]曾根威彦：刑法学基础》，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
[5]郑飞：《行为犯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

[6]侯国云：《刑法总论探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9页.
[7]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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