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地役权的从属性属于何者？
我们应当将从属性作为地役权的固有属性，其理由如下：其一，从概念入手：地役权乃为需役地的便宜/效益而存在的权利。由此决定，地役权不得与需役地分离而单独存在，换言之，地役权为需役地的从物权[5]。其二，从构成着眼：地役权的发生恒以存在着两个土地为前提，否则，地役权无以成立[6]。《德国民法典》将地役权视为需役地的构成部分(第96条)，《瑞士民法典》也是如此看待的(第65条、第731条)[5]。成分，属于物的构成部分，脱离该物便无所谓成分；地役权作为需役地的成分，自然无法脱离需役地而单独存在。其三，从历史审视：地役权滥觞于罗马法，《法学阶梯》1. 2. 3. 3规定：地役权等役权“之所以被称为对不动产的役权，乃因为没有不动产它们就不可能设立。事实上，任何人，除非他有不动产，都不能获得对都市或乡村不动产的役权；任何人，除非他拥有不动产，也不会对都市或乡村不动产役权承担义务。”[7]由此可见地役权离不开需役地。其四，从本质揭示：甲说认为，地役权为需役地所有权的延长。乙说主张地役权系增加需役地价格的状态。这是罗马法以来的通说[8]。丙说则谓，地役权的主体为需役地，地役权为属于需役地的权利[9]。这些学说十分明显地反映出没有需役地便无地役权的现象和道理。尽管现代法制已经不再坚持如此看待地役权本质的视角，但地役权与需役地所有权之间具有密切关系的思想依然如故[10]。地役权最本质的特征在于与土地的不可分离性[11]。其五，就地役权与相关权利的关联方面观察，没有需役地，奴役供役地而成立的权利，要么是人役权，要么是债权，不会是地役权。由于我国《物权法》设计的物权类型有限且采取严格的物权法定主义，人役权也不是物权，而是债权。
综合上述，应当承认从属性是地役权固有属性的结论。
四、地役权从属性规范为强制性规范
《物权法》第164条关于地役权从属性的规定，是否为强制性规定？
从属性作为地役权的固有属性，就不得将之从地役权中剥离，否则，轻者，地役权成为残疾之物，重者，地役权不复为地役权。如此，结论自然是：《物权法》第164条关于地役权从属性的规定，应为强制性规定，而非任意性规定。
但疑问在于，《物权法》第164条后段设有“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不是承认当事人可以约定排除地役权的从属性吗？!
笔者注意到我妻荣教授的如下观点：《日本民法典》第281条第1项前段关于“地役权，为作为需役地的所有权的从属而与之共同移转，或者作为在需役地上存在的其他权利的标的”的规定，承认了地役权的从属性。其中含有地役权对需役地所有权的伴随性，即： (1)当需役地所有权进行移转，或成为其他权利(如抵押权)的标的时，则地役权也与其一起移转，或成为需役地上存在的其他权利的标的。但是，按照《日本民法典》第281条第1项后段的但书，这种伴随性可因地役权的设立行为而受到排斥。(2)当理解为所有权以外的使用权，地役权亦能成立时，不言而喻，应理解为亦伴随这种使用权[12]。这似乎在告诉我们，地役权的从属性的范围要广于伴随性，尽管伴随性可因地役权的设立行为有特别约定而受到排斥，但并不意味着伴随性以外的从属性也当然如此。再就是，当事人排斥伴随性的特别约定，非经登记，不得以之对抗第三人(《不动产登记法》第113条)[5]。这些都表明法律对当事人以特约排除伴随性的有效性是有节制的。

中国《物权法》没有理由反对此类节制。明确这一点，有助于解决这样的问题：《物权法》第164条第二句后段所谓的“但合同另有约定除外”，是整个第164条的但书，还是仅仅为第164条后段“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等转让的，地役权一并转让”的但书？笔者认为，假如将“但合同另有约定除外”作为整个条文的但书，则在合同约定仅仅转让需役地的权属，而使地役权人保有地役权，和合同约定将地役权与需役地权属分别转让给不同的主体等情况下，就违反了地役权必须以需役地的存在为前提的本质属性，地役权因而具有消灭的原因。如果将“但合同另有约定除外”仅仅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等转让的，地役权一并转让”的但书，就不会发生上述问题。此其一。
其二，从语法的角度看，将“但合同另有约定除外”仅仅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等转让的，地役权一并转让”的但书，有其根据。具体地说，《物权法》第164条分为两句，第一句为“地役权不得单独转让”，第二句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等转让的，地役权一并转让，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两句中间有“。”相隔，但书处于第二句之中。如此，将“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的但书作为第二句“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等转让的，地役权一并转让”的例外，而非作为整个第164条(包括第一句“地役权不得单独转让”)的例外，就可以成立。较为详细些说，只有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等转让的”场合，当事人才可以约定地役权不随之转让，在建筑物、土地所有权转让的场合，当事人不得约定地役权继续保留在地役权人之手。
当然，“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的但书究竟是作为第二句的例外，抑或是整个第164条(包括第一句“地役权不得单独转让”)的例外，在解释时不得随心所欲，不得全凭解释者的主观好恶，而是取决于从属性是地役权的固有属性，还是立法政策所加于的属性。若是前者，则必须尽可能地坚持从属性，于是但书仅仅作为第二句的例外，最为恰当；若为后者，结论就没有这么简单，如果没有其他的理由，将“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的但书仅仅作为第164条第二句“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等转让的，地役权一并转让”的例外，可以；作为整个第164条的例外，也无可非议。由于通过上文的论证，认定从属性是地役权的固有属性，我们应当尽量否定当事人关于排斥从属性的约定，在《物权法》第164条已经设置但书的背景下，在解释上应当将“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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