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是一种与报应观念相联系的责任主义，而现代责任主义是一种与预防观念相联系的责任主义。“有效的预防应建立在造成危害结果背后的原因的基础上。为了科处刑罚，除了责任之外还要考虑政策性要素，作为政策性要素，要重视一般预防，也要对特别预防加以注意。因此当行为的其它方面同时符合犯罪构成要件时，追究行为人的完全刑事责任是有现实价值的。
(二)运用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分析醉驾肇事行为的主观罪过
故意与过失的区分，关键在于行为人对于危害结果的主观心态。落实到原因自由行为，则应当结合行为人在原因行为时对危害结果的主观心态和在结果行为时对危害结果的主观心态具体分析。然而与单一行为类型不同，自陷于无责任能力状态的原因自由行为和自陷于限制责任能力状态的原因自由行为，基于前文笔者对于原因自由行为责任基础的分析，其在主观心态方面考察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前者故意或过失应以原因行为时对危害结果的主观心态来确定，而后者则主要是以结果行为时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主观心态来确定。
将这种理论具体到醉驾肇事行为，即对醉驾者是故意还是过失的判断，应当区分两种情况:(1)行为人故意或过失地自陷于无责任能力状态，然后醉驾肇事。此时，故意或过失应以行为人醉酒行为时对最终危害公共安全的危害结果的主观心态确定。(2)行为人故意或过失地自陷于限制责任能力状态，然后醉驾肇事。此时，故意或过失应以行为人醉酒驾驶以及其后续行为时对最终危害公共安全的危害结果的主观心态确定。

1.自陷于无责任能力状态时醉驾肇事行为的罪责
既然此情况下的故意或过失，应以行为人在醉酒行为时对危害公共安全的危害结果的主观心态确定，那么，除极少数行为人出于报复社会、泄愤等目的，故意用醉酒驾驶的方式危害社会的情形，绝大多数行为人在醉酒行为时，只会认识到其随后的醉酒驾车行为是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但对于最终危害公共安全的结果在主观上显然是持否定态度的。从而，可以认为把无认识意志能力的醉驾肇事者视为主观上的过失，而依交通肇事罪处罚，是合乎法理的，可以避免出现体系上的混论。
然而，尽管这种过失的认定合乎法理，但是如果其醉驾肇事行为的确造成了很严重的危害结果，而依我国交通肇事罪则量刑过轻，对于犯罪人来说起不到特别预防目的，对于社会民众而言，不能满足其正义感情和报应的基本要求。为了解决这个现实的问题，于志刚教授提出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第四条，在特别恶劣情形中加入醉酒驾驶机动车辆的情形，以此来实现对醉酒驾驶的严厉处罚。笔者比较赞成这个解决方案，将醉酒驾驶作为量刑情节处理，既可以不用打破我国二元化的体制将其作为一个新罪名予以处罚，又可以将其纳入刑法评价的体系，满足刑事政策的要求。

借鉴上述思路，针对醉酒肇事后的二次碰撞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修改《解释》第五条中关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限制性解释，将”在逃跑过程中过失致他人死亡”纳入“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形中。
2自陷于限制责任能力状态时醉驾肇事行为的罪责
此情况下，故意或过失应以行为人醉酒驾驶以及其后续行为时对最终危害公共安全的危害结果的主观心态确定，那么问题的讨论则回归到刑法中判定行为人主观罪过的一般方法，即根据“主观支配客观，客观反映主观”的基本原理，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认定。就醉酒驾车犯罪而言，应结合行为人是否具有驾驶能力、是否正常行驶、行驶速度快慢、所驾车辆车况如何、路况和能见度如何、案发地点车辆及行人多少、肇事后的表现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认定。如果判定属于间接故意，则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若为过失，则考虑如何在交通肇事罪项下进行合理的量刑。根据笔者在上文中提出的对《解释》的修改，在此情形下对醉驾肇事行为科以恰当的刑罚，基本上是可以完成的。
(三)关于华总则中以原因自由行为的规定取代《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的规刃的探讨
在探讨醉驾肇事的罪责评价问题时，运用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分析的学者大都提出，应当在我国刑法总则中规定“行为人因饮酒、服用麻醉剂、兴奋剂等，故意或过失地陷于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并在此状态下引起危害社会结果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不得减轻或免除其刑事责任。”，取代现行《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的规定。
从应然层面来讲，从完善刑事立法体系的考虑出发，在总则中对原因自由行为作出原则性规定是必要的。原因有二:其一，通过总则条款的规定，明确了处罚对象是原因自由行为，从而根据原因自由行为的一贯性、关联性，那么笔者在前文中提出的原因自由行为主观罪过的判断标准则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尽管我国刑法界的主流观点都是认可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但是毕竟它仅仅是一种理论学说，并未上升到立法高度，于争议发生时援引之，总觉根基不深，底气不足。其二，《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仅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事实上，它是将非由于行为人主观故意或过失而陷于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的情形也包含在应负刑事责任的情况之中了，这显然实质性地违背了责任主义的要求。因此，在总则中以原因自由行为的规定取代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从理论上说是应该的。
但是，从实然层面上看，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其一，目前是否己到了修改刑法总则的最佳时机?其二，在总则中对原因自由行为作出原则性规定的必要性是否十分迫切?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国首部《刑法》于1979年制定，其后经过了1997年的全面修订，而97 《刑法》也经过了多次修正，其修正的主要方式是修正案，迄今共通过了七个修正案，可以注意到七个刑法修正案中均为涉及对总则规定的修改。事实上，之所以采用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对《刑法》进行修改和完善，主要就是考虑到此方式能够较好地保持刑法典基本原则和主体结构、内容的稳定性。1997年的修订距今不到十三年，从刑法稳定性及立法成本的角度考虑，目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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