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闲散青少年常常因此陷入自我身份认同困境，形成本群体内部的一种内卷化的关系认同，成为于游离于主流群体外的边缘人。
由于污名化身份认同，则难以形成对社会的归属感，形成过客心态。作为过客，闲散青少年只能在本群体中寻求认同和归属，这样本来愿意融入主流社会的闲散青少年，被迫采取这种自愿性隔离策略，不仅逐步加深了不同群体之间的陌生感，也延缓了其正常社会化，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主流社会群体对他们的歧视与排斥。一个人一旦被贴上特殊的社会标签，就减少了他们接近主流社会的机会，这无疑会促使他们转向以非法手段去追求目标，使他们在犯罪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而无法改变过来，形成恶性循环。因而，“污名化”是闲散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催化剂。
3.主流群体对闲散青少年存在明显的社会歧视和排斥
我国是一个同质化程度比较高的社会，对标签化的闲散青少年群体排斥力度比较强。老百姓歧视这些不在学、不就业的青少年，认为他们是不务正业、无所事事、偷鸡摸狗的不肖子弟，给他们贴上“渣子”、“没出息”、“问题青少年”、“不良青少年”甚至罪犯的标签。政府把他们列为违法犯罪的重点人群，以打击和控制为基点进行管理，有的部门甚至以牺牲他们的权利为代价求得地方的安宁。闲散青少年与其他群体成员的互动中处于劣势，一等公民与二等公民的社会架构明显存在而没有消弭。
清华大学李强教授的研究表明，在进城农民工所遭受的各种歧视中，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所受到的歧视，直接地伤害了进城农民工的人格和尊严，因而印象极为深刻，感受极为强烈。歧视到一定程度，被歧视者就会无法容忍，会以各种形式表示反抗。[5]26虽然目前对闲散青少年所受歧视方面的实证研究还不足，但李强先生的这一研究结论是值得重视的，对防控闲散青少年违法犯罪有直接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4.闲散青少年居于经济福利和社会就业体系的底端与边缘
用人单位在聘用青年员工时，一般以学历和技能作为筛选和录用的主要标准。闲散青少年基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大多数没有上学或者仅仅具备了小学或者初中文化，几乎没有受到过什么正式教育，其文化素质、职业素质、能力素质明显不高。尤其是劳动技能的缺乏限制了他们的就业机会和待遇，不能适应经济高速发展对劳动者提出的新要求。在就业市场上基本上处于边缘地位，获取就业资源的能力十分有限，只能做一些脏、累、险而薪酬又少的工作，甚至于打零工，这种境遇反过来又无形中增加了社会对他们的歧视。同时，由于社会政策等因素的影响，闲散青少年难以享受到失业补助、住房、教育、医疗等福利待遇，同样的生活环境、相形见绌的经济收入，让闲散青少年常常陷入生活的困境。这一生存的困境促使他们可能会铤而走险，也就为他们陷入极端，做出过激行为提供了可能。
三、社群隔离对闲散青少年犯罪的影响
罗伯特·默顿的社会反常状态论认为，在一个以成功为其主要社会目标，但其中许多社会成员又不能获得作为成功标志的物质财富或社会地位的社会里，发生违法犯罪的可能性最大。由于中国社会的阶层变化和不同社群之间的差异，拥有较多物质财富和较高社会地位并非每个人都可以平等的得到。闲散青少年的工作、职业、日常交往、行为方式、居住环境等均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其他群体，使得闲散青少年难以获得成功，从而产生强烈的疏离感和挫折感，所有这些都潜伏着群体矛盾和群体冲突的危机，很容易出现失范行为甚或走上犯罪道路。

1.经济不公使闲散青少年产生相对剥夺感
社会学中的剥夺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绝对剥夺，即客观经济的被剥夺状态；另一方面是指相对剥夺，即被剥夺者在与其他社会地位较高、生活条件较好的群体相比较时，个人或群体所产生的一种需求得不到满足的主观心理状态。在绝对剥夺方面，闲散青少年从事的大多都是重、脏、苦、累、险的活，拿的却是很低的工资，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在相对剥夺方面，闲散青少年把主流群体作为自己的参照群体，他们想和主流群体过上一样的生活。但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及生活水平、福利待遇、社会关系资源等方面与主流群体的巨大反差容易使闲散青少年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而这种反差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及社会政策等外在因素造成的，是他们通过个人努力很难改变的。这种状况很容易使他们心态失衡，对社会产生不满，甚至产生敌视、憎恨和报复心理，进而导致犯罪发生。
相对剥夺感的实质是社会公正问题。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是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中没有能够有效控制的一个社会问题，造成的社会隔离结构性缺损的不断形成和加深。在社会发展中，任何个人、团体摆脱旧体制的束缚与失去旧体制的保护应该是同步的，但是我国社会现实却是有的人摆脱了束缚却仍享受着保护，有的人失去了保护却仍受到束缚。这种不公平本身即是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和破坏，并且这种不公正必然引起社会公众，包括闲散青少年的强烈不满，并在社会底部积累了巨大的不安定因素。大部分闲散青少年的家庭处于社会分层底部的工农群体，家庭经济的困难又影响到子女的生活和教育，并进而影响到今后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贫困的代际传递，强化了社会不公。当闲散青少年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获益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此时，往往会产生经济学上的“水桶效应”，水流的外溢取决于水桶最短一块木板，社会风险最容易在承受力最低的闲散青少年身上爆发，从而成为危及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
2.亚文化影响下的价值选择发生变异
相对剥夺感的产生，是闲散青少年对利益格局的否定结果，其背后往往具有某种伦理性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包含着他们对于基本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的伦理观念。每个社会成员生活在一个由他自己的社会关系组成的社会网络中，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在自己的社会网络中得到相应的社会支持。由于社群隔离产生的消极影响以及传统文化中强烈的亲缘和地缘意识，就会衍生出强烈对抗主流文化的群体亚文化。这一亚文化圈能对闲散青少年进行群体的语言、行动、文化方面的社会化。以地缘、血缘为纽带的初级组织就成为了闲散青少年的精神家园与心灵依托。共同的遭遇和心理感受使他们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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