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经费紧张、少数民族语言的复习资料匮乏等原因，放宽报名学历条件和实行弥补型降分的政策激励对提高西部地区的司法考试通过率没能产生明显的作用。


[20] 郭士辉、刘亚玲：“探索完善涉诉纠纷法院内委托调解的新模式”，《人民法院报》2009年5月5日，第5版。


[21] 刘岚，同注13


[22] 刘岚：“健全诉讼非诉衔接机制 鼓励各方参与纠纷解决”，《人民法院报》2009年8月10日，第4版。
[23] 刘岚：“委托调解看松江”，《人民法院报》2008年7月14日，第4版。


[24] 王银胜：“上海政法筑牢和谐稳定第一道防线”，《人民法院报》2010年1月22日，第4版。


[25] 李劼、卫建萍、郑天衣：“松江法院：办好实事项目 回应百姓需求”，《人民法院报》2010年3月3日，第4版。


[26] 余建华、孟焕良：“盈盈爱民情 拳拳惠民心——浙江法院民本司法纪实”，《人民法院报》2010年1月26日，第2版。


[27] 李莉、余建华、张旭良：“内外兼修应对诉讼‘井喷’”》，《人民法院报》2010年6月3日，第5版。


[28] 卢宗光、何晓慧：“为铸公信誉海西”，《人民法院报》2010年1月20日，第2版。


[29] 李浩：“委托调解若干问题研究——对四个基层人民法院委托调解的初步考察”，《法商研究》2008年第1期，页134。


[30] （德）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胡宝海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页1-2。


[31] 毕玉谦主编：《司法公信力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页4。


[32] 1990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表明，1989年全国法院违法违纪人数占2.9‰；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表明，1994年全国法院违法违纪人数占3.9‰；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表明，1998-2002年，全国法院违法违纪人数已从1998年的6.7‰下降到2002年的2‰。


[33] [英]培根：《培根论人生》，王义国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页216。


[34] 如某中级法院腐败窝案曝光后，出租车司机拒载该院职业法官，职业法官的家属以其家属在该院工作为耻。


[35] 王绍光：《民主四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页2。
[36] 闫健编：《让民主造福中国：俞可平访谈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页11。


[37] [美]桑德拉·戴·奥康娜：《法律的尊严：美国最高法院一位大法官的思考》，信春鹰、葛明珍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页160。


[38] 章武生：“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突破口：司法体制改革”，《复旦学报》2009年第1期，页102-103。


[39] 董皞：“司法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破与立”，《法治论丛》2009年第3期，页4。


[40] 闫健编：《让民主造福中国：俞可平访谈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页147。


[41] 傅华伶：《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人民调解制度》，载强世功编：《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页317。


[42] [美]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页8。


[43] [美]本杰明·n·卡多佐：《法律的成长 法律科学的悖论》，董炯、彭冰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页12。


[44] [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顾培东、禄正平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页29。


[45] 汤维建教授在“调解：发展法律的本土路径？”（《检察日报》2009年7月30日，第3版）一文中指出：“通过调解发展法律绝不是否定原先的立法模式，而是发展法制的一种新思维。”此观点对笔者提出“通过诉讼调解发展法律是法律发展之审判模式的修正物且不根本否定法制发展之立法模式”这一命题很有启发。


[46] 季卫东：《调解制度的法律发展机制》，载强世功编：《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页65-66。


[47] 季卫东，同上注，页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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