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支付任何律师费；提起诉讼所需的诉讼费亦由代理人承担；法院判决生效后，由代理人承办律师收取本案所判定的赔偿金额并全额作为律师费用。关于该条款的效力问题，法院认为，首先，系争的条款表面看反映的是律师代理诉讼事务，并收取代理费用的内容，但实质是当事人和律师事务所之间关于胜诉利益和败诉风险转移的约定。合同中关于律师代理费条款的约定使应由当事人承担的诉讼风险转嫁至律师事务所，造成了双方间权利义务的严重失衡，违反了《民法通则》关于公平、等价有偿的原则，也违反了合同法关于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权利义务的规定。其次，履行系争代理费条款后，代理人已不再是单纯的代理人身份，其实际取代委托人成为案件结果的直接承担者。该约定超出了律师事务所与当事人就委托诉讼事务订立代理合同的范畴，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律师事务所及其委派的律师不是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是为自身利益参与诉讼。故该约定颠倒了委托人与代理人在诉讼中原有的当事人与代理人的身份性质与地位，违反了律师法关于律师必须依法执业，恪守执业纪律的规定。最后，律师收取代理费的多少，应当是以案件难度的大小、律师服务质量的高低、代理时间的长短等因素为标准。如果本案系争代理费条款所约定的律师收费方式被认定为有效，不仅将损害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也会对正常的诉讼秩序和律师行业的规范服务等社会公共利益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故有关“代理费及支付方式”条款存在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其效力应为无效。

笔者认为，在案涉条款效力问题，法院以“代理费及支付方式”条款违反了公平、等价有偿的原则以及律师法关于律师必须依法执业、恪守执业纪律的规定为由宣告合同无效，理由并不充分。一方面，《合同法》相关条文明确规定了合同无效的情形，其中并不包括违反公平原则的情形，而《合同法》第54条已将显失公平明确作为可撤销而非无效的事由，除此之外，显失公平不应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一般条款。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只有违反公序良俗原则的合同才是无效的，违反其他基本原则如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等原则的，不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可见，该判决混淆了公序良俗原则和公平原则、等价有偿原则等在认定合同效力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法院以该条款违反律师必须依法执业、恪守执业纪律的规定为由认定其无效，同样不妥当。《律师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律师执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可受律师执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该条系原则性规定，并无明确的强制或禁止性内容，因而并不属于《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而案涉条款也不存在违法无效的问题。笔者认为，发改委、司法部《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13条规定：“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律师事务所应当与委托人签订风险代理收费合同，约定双方应承担的风险责任、收费方式、收费数额或比例。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该规定属于部门规章的强制性规定，对其的违反显然不属于《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但100%的风险代理确实违反了该条有关“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的规定，因而可以将归入《合同法》第52条第4项有关违反公序良俗的范畴之中，进而宣告合同无效。本案判决并未明确宣告合同无效的法律依据，而是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并不妥当。
值得探讨的是管理秩序与“红头文件”的关系。“红头文件”并非法律用语，是老百姓对“各级政府机关”（多指中央一级）下发的带有大红字标题和红色印章的文件的俗称。“红头文件”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红头文件”就是从字面理解的带红头和红色印章的，既包括行政机关直接针对特定公民和组织而制发的文件，也包括行政机关不直接针对特定公民和组织而制发的文件，以及行政机关内部因明确一些工作事项而制发的文件。狭义的“红头文件”专指行政机关针对不特定的公民和组织而制发的文件，这类文件对公众有约束力、涉及到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是法律用语所称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政府规章以外的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实践中，通知、答复、意见、公报、会议纪要等都是“红头文件”的重要形式。“红头文件”的大量存在并非毫无理由。它至少可以缓解法律供给和法律需求之间存在的矛盾，在新的法律法规出台之前，“红头文件”不仅可以解决新的社会关系无法调整的问题，而且为制定相关法律奠定了实践基础。此外，由于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中央的规定往往抽象、概括，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的“红头文件”往往能厘清概念，有利于中央文件“落地”。但是，这种合理性并不能掩盖“红头文件”的先天缺陷。熟知“红头文件”产生过程的人们能够体会到，最终决定一方百姓福祉的“红头文件”往往出于一两个领导或者经办人员的动议，而这恰是“红头文件”与法律、法规制定过程最大的不同。
带有管理性的“红头文件”是否都体现了社会公共利益？对此不应一概而论。一方面，要看“红头文件”的制定主体是中央还是地方。一般来说，中央机关的文件其权威性要高，更能体现社会公共利益。而地方性文件则主要体现地方的利益，在判断其是否属于社会公共利益时要尤其谨慎。另一方面，最为关键的是，要看其内容是否与现行法律、法规相冲突。大部分“红头文件”，是法律法规的有效补充，对于法院正确适用法律具有指导性、补充性的作用。在法律适用时，法院尽管不能直接将其作为法律依据来援引，但可以将有关“红头文件”的规定作为说理论证的依据，对法院审理案件具有事实上的参考适用的意义。对于明显与现行法律法规相违背的问题“红头文件”，则应坚决否定其效力。北京曾发生著名“画家村案”，在媒体所普遍关注的李玉兰和村民马海涛的房屋买卖纠纷中，通州法院一审认为，李玉兰是居民，依法不得买卖农村住房，因此判决李玉兰和村民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北京市二中院二审维持了房屋买卖协议无效的判决，但同时认定，造成合同无效的主要责任在于农民反悔，画家可另行主张赔偿。但农村住房“依法”不得买卖，其法律依据何在？关于宅基地及其上的农户自住房流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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