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日，而事实上，广大公众在此日期甚至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并不知情。可见，此规定是存在不合理性的。

高级管理人员的违法成本低。《证券法》第19条规定，虚假陈述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于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实践中，对高管通常只有行政处罚，追究民事责任的比较少。因为在民事诉讼中，原告更愿意选择实力雄厚的发行人，上市公司作为被告，而忽视公司的高管。这就使得高管们的违法成本相对于年收入来说非常低，甚至是微不足道的。而高管在公司运营中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虚假陈述的行为很容易出自高管之手。鉴于此，应该在民事诉讼中增加一些强制性的措施，使高管难以免责。

三、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

（一）完善虚假陈述民事诉讼制度
确立人数不确定的诉讼代表人制度。集团诉讼起源于12，13世纪的英国，而在美国得到全面发展的一项诉讼模式。集团诉讼是美国处理私人证券欺诈案件的主要诉讼模式。但这种诉讼模式结构复杂，对法官和律师的素质要求很高。虽然集团诉讼是一种先进的模式。但立足于我国的国情，立即采用的希望不大。从我国现有的诉讼形式来看，《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制度较为适合虚假陈述民事责任案件。因为这种诉讼既可以节省司法资源，又能照顾到广大投资者分布广泛、势力弱小的特点，同时又保障诉讼的经济性。还可以借鉴国外的司法经验，组成强有力的律师团队，利用律师的专业优势和集团优势，让广大的受损投资者主动报名登记，律师全程负责，最终使投资者利益维护形成系统和规模。
同时，立法者应尽量优化“前置程序”。应该说，作为民事诉讼提起的“前置程序”是一把双刃剑。如前所述，它的弊端是增加了诉讼成本，增长诉讼时间等。但同时，正是因为有了“前置程序”，通过行政机关和刑事机关的介入，从客观上已经证明虚假陈述的存在，相对减轻了原告的举证责任。那如何在司法实践中恰当运用前置程序，使投资者的诉权得到平衡，值得深入的探讨。
（二）提高立法层次，加强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
如前所述，《若干规定》的权威性不高，实际操作的效果并不理想，在进一步构建法治国家的号召下，应该有专门的法律来规制证券业的虚假陈述行为。同时根据法学理论中的相关准则制定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准则，该准则要作为上市公司组织信息披露工作的基本原则和行为规范，是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准绳。准则应该包括持续、对称、诚信等原则。通过用此准则严格约束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使责任主体严于律己，防患于未然，尽量杜绝虚假陈述的行为。
同时鉴于颁布的法律如果不具有可操作性，那就是一纸空文，毫无意义。法律在实践中要表现出有用性和可用性，就需要通过可操作性来实现。在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制度中，例如诉讼费用的预付，退还和判决的执行问题都相对缺乏可操作性，需要在具体实践中不断进行探讨，不断优化法律。
（三）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鉴于我国民事诉讼的诸多困难，国外的adr（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应该说，现代意义上的adr是以法院审判权和当事人的诉权存在为前提的，仅仅是提供了诉讼外解决纠纷的途径和方法，并没有排斥和取代诉讼。具体来讲，我国可以采用协商，调解，仲裁等多种形式来解决虚假陈述民事案件。应该说，协商和调解是相对比较温和的解决机制，也是最经济，省时的方式。为了防止纠纷的进一步扩大，在现实中采用协商和调解是最便捷的方式。同样，正是由于其便捷性，往往也缺乏权威性和约束性，因此相对更具专业性的仲裁就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
（四）完善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制度
民事责任制度规定的再完美没有完善的赔偿制度的支撑就形同虚设。不得不说我国的赔偿制度还有相当多的不足。在实际的案件中，投资者的损失范围认定小、获赔难已是公认的事实。除前述的诉讼困难是一大因素外，法律的缺失也是一大因素。因此，立法者应充分的借鉴经济学理论及实践的经验，尽快在立法中完整的规定投资者损失的范围和投资者的获赔机制。
此外，完善赔偿辅助机制也是重点。一方面，应尽快成立投资者权益保障协会，在投资者利益受损情况下有相对强势的组织协助其维权。同时成立基金组织，该组织的资金来源可以在证券交易中的税收，费用中提取以便于为投资者寻求救济时提供物质保证。另一方面，针对上市公司，应强制其建立保险责任制度，使投资者的损失可以通过保险制度得到有力的赔偿。并且在证券市场上确立民事赔偿优先原则，使投资者获得的民事赔偿能更迅捷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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