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行政行为的撤销与否，不应完全取决于对绝对合法性的维护，而必须是对行政行为所维护的公共利益与行政相对人的个人利益进行客观衡量的结果。

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对相对人有利分为授益性行政行为和负担性行政行为。因为授益性行政行为的撤销对相对人的利益会产生最直接的影响，因此应受到严格限制。只有当为实现的公共利益明显大于相对人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时才可以撤销，但应当赔偿相对人因此受到的损失。负担行政行为原则上可以随意撤销负担行政行为。作为例外，比如相对人基于行政行为的信赖已经对标的物进行处分很难恢复等情况。
具体行政行为的废止，是指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因不再适用新的需要而被废止。废止的是合法的行政行为，正因如此，相对人对合法行政行为的信赖程度更大，所以在行政行为的废止上，更应该重视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
信赖保护原则同样适用于抽象行政行为中，虽然抽象行政行为的对象是不特定的，但其一经做出，公民必然会基于对其的信赖而做出特定行为，这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利益，所以，在抽象行政行为的变动中仍存在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抽象行政行为原则上不具有溯及力，即使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溯及既往，也不得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三、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实践中的具体构建

（一）何为“公共利益”
信赖保护原则是为了切实维护相对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衡量，公共利益出现在我国众多的法律当中，但是何为公共利益法律没有做出明确的说明。
在人们的思想中，当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冲突时，强调牺牲个人利益以保全公共利益，强调公共利益优于个人利益。但是公共利益并不是与个人利益相对的，相反的，公共利益是个人利益的集合。“所谓公意，或者人民的意志，就是如果政府的行为符合公益，体现人民的意志，那么政府的行为就是合法的；如果政府的行为不符合公益，或者不体现人民的意志，那么政府的行为就是非法的。因此，政府行为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意志。”在《公益诉讼理念研究》中公共利益不仅仅是国家利益，还包括社会利益，公共利益在主体上是整体的而不是局部的利益，在内容上是普遍的而不是特殊的利益。对于“公共”的界定，一般采取不确定的多数人的标准，在“利益”判断方面，应以规范背后的价值为标准之外，还应该考察社会的客观事实进行判断。
（二）对信赖保护利益时效上的限制
法律规定权利的消灭时效和最长的保护期限，不是为了限制相对人的权利而是为了保障权利的有效行使。
德国《行政程序法））规定了补偿请求权的消灭时效，该法第48、49条规定，补偿请求权应在一年内行使，此一年期间，自官署告知关系人此项请求期间时，开始起算。我国台湾地区在借鉴德国《行政程序法》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不仅规定了消灭时效，也进一步规定了补偿请求权的最长保护期限，该法第121、126条规定，补偿请求权自行政机关告知其事由时起，因二年间不行使而消灭，自处分撤销或废止时起超过5年的，请求权也消灭。
我国在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时对信赖保护的时效，行政行为的撤销和废止的相关规定可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制度设计。
（三）对信赖保护利益补偿的范围与数额加以规定
我国行政法对于赔偿和补偿的规定见于《行政许可法》第8条：“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第69条“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赔偿”，规定的比较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对补偿的范围需加以规定。在我国对于利益的补偿还仅限于对实体利益中的财产性权益补偿，对于政治权利等人身权利的侵害还不属于补偿的范围。
对于补偿数额的规定德国和我国台湾都有规定，总的来说对于相对人财产的补偿应当给予相当于既得利益的补偿，不得超过既得利益的范围。同时，还应该规定补偿数额的下限，在公民利益遭受损失时，补偿的数额不应该低于下限。
除此之外，在我国完善补偿立法的同时还应该确立补偿方式的启动方式，确立明确的补偿计算方式，从而使信赖保护原则得以充分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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