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对乡镇政权的评价，在当前媒体和学界几乎全是负面的情况下，就不难形成一边倒的结论：乡镇政权是加重农民负担的“罪魁祸首”。乡镇政府对于加重农民负担等问题的确负有责任，但从本质上来讲，三农问题究竟有多少可以罪责于乡镇呢？
一、强势的城市权力大举进入了农村。
随着承包制后农村经济的全面繁荣，农村曾一度成为了中国经济的发动机。那时，“老大靠了边，老二分了田”；“老二”的农民在城里的工人“老大”面前扬眉吐气，伴“农”得雨，就连乡镇干部也被社会称为吃得香的“香”干部。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居住在城里的政策制订者们，迅速出台了名目繁多加强对农村管理的法律法规，从县城到京城的各个居住在城市的强势部门纷纷印发红头权力文件，大举进入了乡村。而这些国家法律政策的制订，采纳的更多的是政府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上层的意见、专家的意见，考虑的也多是部门的权威、部门的利益，而很少采纳农民的意见和乡镇的意见，很少考虑农民的利益和乡镇的利益。
尤其是后来这些强势的城市垄断权力和强势的城市垄断资本高度融合，对各级政府制定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他们通过对媒体和学界提供支持与赞助的方式为他们说话，甚至游说“人大”为他们立法；更何况这些强势的权力部门本身就有制订行政法规的权力。从中央的各部委开始，到省、市、县的各个部门，均相继出台了有利于部门利益、有利于部门管理、而不符合实际情况、不方便群众、不易于基层操作的、对农民和乡镇政权具有很强约束力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随着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各个部门招兵买马，相继在乡镇建立了各部门系统相对应的站所机构，也就是所谓的“七站八所”。LOCaLhOst就这样，强势权力部门迅速占领了农村各种利益的关键领域，实现了城市“权力”的全面下乡。
二、瓜分乡镇权利争夺乡村资源。
尽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至今没有废止，这些法律规定本该属于乡镇政权的职能，城市的各个强势权力部门，通过这种“条块分割”的体制，以法律为后盾，依托设在乡镇的七站八所，在“依法行政”的名义下进行肢解，瓜分乡镇权利以争夺乡村资源。因而，乡镇政权就演变为城市的强势权力设在乡村社会的“联合国”组织，“七站八所”是各个强势部门派驻在“联合国”的代表机构。于是，便造成了互相扯皮，互相推诿，权归部门，责归乡镇，殃及农民的局面。
诸如教育部门凭借《义务教育法》，对乡镇：先要求乡镇政府组织农民集资办校，办好学校之后，资产移交给教育部门，债务却留在乡镇政府，而乡镇的巨额债务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由于中小学校的危房改造和教育附加的短收而造成的；对农民：学生还是那样读书，老师也还是那样教书，可不仅要人平摊派教育附加，连学杂费也要翻几番，使农村中小学生的辍学率远远高于《义务教育法》出台以前。
林业部门凭借《森林法》，对乡镇：植树造林是政府的义务，森林防火重于泰山；对农民：林业规费高得使农民砍树连的工资都赚不到，所以，乡镇政府是再也无法组织大规模的植树造林了；特别是一旦出现森林大火，农民宁愿看火烧山也不愿上山灭火。
计划生育部门凭借《计生条例》，对乡镇：法律规定省市县的计划生育主管部门拥有计划生育的强制执行权、行政处罚权以及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权等权利，而管理的责任却在乡镇政府，而且要在尊重人权的前提下把结扎、上环、流产、引产落实到位和社会抚养费代征到位，这几个“到位”构成了“一票否决”乡镇的硬指标；对农民：使有钱人生二胎四胎无妨，无钱人举家出外流亡；那些举家外出打工占本地青壮年绝大多数的育龄群体，哪怕是天南地北，省市县计划生育考核方案却要求乡镇政府促使他们一年要每隔一季度回乡查孕一次，其余寄回查孕证明；这样不便民的管理措施，往返昂贵的车费谁能为之承受？
水利部门凭借《水利法》，对乡镇：要乡镇组织农民自己投资投劳出田出地兴建或维修水库河坝；对农民：要每亩每年交40多元的水费。
电力部门凭借《电力法》，对乡镇：先要求乡镇政府组织农民集资办电，且资金缺口由乡镇财政补足，叫做“人民电力人民办，办好电力为人民；人民没钱怎么办？人民有难政府上”。对农民：人平集资100多元办电，再交每度2元左右的高价电费，特别是在近三年出台的网改和户改政策，所有由农民和乡镇集资创办的电力设备，在农民每户上交电力部门200元户改费的前提下，要全部无偿移交给了电力部门才能有资格进行网改。
交通部门凭借《公路法》，对乡镇：要想富，先修路，要求乡镇政府组织农民集资修路，特别是当今中央拨巨款作为民心工程的油路“乡乡通”，每公里拨了35万元，可仍然要乡镇每公里配套资金数万元，还要每公里出资十多万元搞好路基才能得到“乡乡通”的申请资格；而这笔款项是不容许向农民集资的，为了得到中央的每公里的35万元投入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为了不因错过机遇而成为历史罪人，乡镇政府只得咬牙四处借贷和募捐。对农民：修好路后，无论是农用货车还是拖拉机摩托车，统一要向交通部门交养路费。
还有其他部门及其法律法规，每一部法律法规后面都保障着部门的利益和权力特别是向农民收钱的权力，每一部法律法规后面都养了一大队人马。这样一种“政府是部门的政府”的局面，实质上是国家的权力部门化，部门的权力利益化。乡镇与同科层的部门相比，中央没有“乡镇工作部”，省市各级也就没有相应的部门，所以乡镇政权除了那个只保障省市县政权而不保障乡镇政权的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外，只有从上到下滚滚而来的义务，而利益和权力没有法律保障。
三、政策不配套使乡镇权处于两难境地。
1、近几年的农村政策互相矛盾。一方面，中央各部委出台了一系列面向农民收钱的文件，比如乡统筹（农民负担条例）、特产税（农税条例）等等，容许了各级政权积极行政，就等于授予了向农民增加负担之“矛”，作为国家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自然应该具有很强的约束力，因而这个“矛”必然是无坚不摧的；而另一方面，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并授予农民有权拒交不合理负担这个保护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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