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群从全国各地赶到北京的农民工代表，来参加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等部门主办的“全国农民工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研讨会”。可当他们开始发言时，官员、专家却走了一大半。（《中国青年报》6月24日）
面对“农民工能坐在这儿吗？即使坐在这儿能说出来什么？说出来能有用吗？”的疑问，农民工陈茂说的“我们坐在这里就是一种表达”，道出了长期以来“讨论三农问题”农民反而缺席的遗憾和酸楚。在讨论农民工权益的会上，反而没农民工的声音，这样的利益主体缺席，不要说存在可能脱离农民工实际，就是商讨出来的研究方案和对策的公正性都值得怀疑。既然这是有关农民工的研讨会，关系到农民工的切身利益，农民工不但是而且是最重要的主体。由于种种原因，农民工的发言也许不会像专家那样具有制度建设意义，但表达的程序意义至少是社会公正价值观的体现。
农民工这个弱势群体，在拥有精英话语权、知识话语权、权力话语权的强势攻击下，表达的空间已越来越有限，甚至存在被社会主流思想边缘化的危险。当农民工无法公开发出自己的声音时，他们的“话语”就可能会被转移到后台，成为社会“隐藏的文本”。这种趋势是可怕的，当农民工的真实想法不为国家的决策者和相关专家所知时，在这场社会的互动博弈中，合作的趋势将会越来越少，社会的均衡状态将无法保持，这不仅会阻碍经济发展，也会延缓社会变革。
“隐藏的文本”至关重要的一面还在于，它并非只是单纯的语言行为，而是包括了许多可怕的“实践过程”。试想，当农民工无法用法律的武器公开维护自己的权益时，或者说，运用法律的武器成本太高、过于奢侈时，而且无法通过立法和制度设计来改变现状，就会出现两种可能：一种是行为极端，当前农民工在索赔无门或讨薪未果的情况下，发生跳楼、绑架报复甚至*的事并不少；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忍气吞声，避免直接对抗权威。LOCaLhOST它的后果不仅造成农民工对国家制度的信任危机，反抗也将会转为使用“弱者的武器”：偷懒、开小差、消极怠工等。“弱者的武器”并非没力量，大量微不足道的小行动足以使整个社会陷入泥沼。
关注弱者行为的逻辑，就应以弱者的眼光来注视，以弱者的立场来思考。对农民工的关怀也是这样，闭门造车的研究和脱离社会实际的政策只会造成又一轮的“决策失误”。让农民工参与研讨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在于使农民工把自己的“隐藏文本”变成“公开文本”。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仍只是符号价值，要使农民工真正走出“隐藏文本”的困惑，自由表达自己的声音并影响决策者，还在于拥有“话语权”，也就是说，要有“表达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