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民间金融活跃的现实以及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民间金融的重要性在政府的政策法规下始终没有得到主流金融的认可。其经营行为仍处于“地下”、“非法”状态。事实上，政府应当引导民间金融合法化，允许其在给定条件下合法经营，并将其纳入政府监管体系中。降低其经营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以充分发挥其制度优势。

　　关键词：民同金融；金融抑制；合法化
　　
　　民间金融是相对于官方金融而言的，是未经金融监管当局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及其所开展的没有纳入金融管理机构常规管理系统的金融活动的总称。据2004年的统计数据，我国非国有经济对CDP贡献率已经达到63％，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已达到74％，而在全部银行信贷资产中，非国有经济使用的比率不到30％，这其中巨大的供给缺口一直由民间金融补充。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我国政府目前对民间金融的态度非常保守。迄今为止其一直在政府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认可范围之外生存。本文从揭示其生成逻辑人手。对其现有法律规制模式和体系进行疏理、评价和反思，最后提出民间金融合法化模式的选择。
　　
　　一、民间金融产生的深层逻辑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并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对于我国民间金融生成逻辑的理论探讨，既应当考虑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确定的战略目标，还应当放置在中国经济转轨与渐进式改革的大背景环境中去把握。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短时间内迅速建立完整的重工业体系并实现经济发展和赶超是发展中国家政治领袖和社会大众的共同梦想，这与当时的发展经济学正处于初始阶段的政策主张是吻合的。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资金作为稀缺性生产要素对其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必需的庞大资本和高风险、长周期的固有特征，与我国所面临的资本严重稀缺和国家动员资金能力极度软弱构成的矛盾。在国家财政无力承担的约束条件下，为实现建立庞大完整的重工业体系并最终实现经济赶超的战略目标，就必然要加大国家对有限资源的控制的深度和规模，建立并控制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维持金融体制的垄断性，以确保把居民储蓄集中在国有金融控制体系内部。由此不难推断，国家的进一步选择必然是：为了保证国有银行能切取其中固定一个很大的部分。在存款市场上，就需要由国家出面在制度上确立和维护一个垄断的或者集权性的金融体制(国有银行体制)，而排斥非国有的或者竞争性的金融因素对存款市场的进入。
　　从改革的初始条件来看，要在维持政治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前提下进行渐进式改革，就必须确保体制内国有经济产出的不断增长，而国有经济的持续增长有赖于资本形成的增长。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政府主导性”在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的“计划”色彩不免浓重一些。国家必须延续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凭借其强大的控制力在改革过程中始终维持着对金融领域的强力控制，建立以国有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并希翼通过金融抑制(如对市场准人的限制、对金融市场产品进入的限制及对金融资产价格的管制)来聚集社会的金融资源到国有银行，然后又要求国有银行按照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意图把金融资源配置到国家所主导的产业、行业及企业中，继续享受政府麦金农式的信贷配给方式所赋予的资金优势。无论是计划经济下还是市场经济下，我国在金融体制改革设计时并没有把民间金融考虑进去，而是以国有企业的投融资为中心，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是依靠国有银行的融资方式来完成。
　　归结起来，民间金融在我国的兴起更多的是对政府选择金融抑制政策的理性选择，在实施赶超发展战略与经济转轨双重目标的约束下，国家垄断的金融产权形式有着强烈的所有制歧视，政府通常实行或者变相实行选择性的信贷政策，导致原本短缺的资本过多流向政府所“偏好”的国有部门，而私人部门在中国转型初期受到很多限制，非国有经济都无法以与其经济平等的身份进入，其信用等级过低、缺乏可抵押资产、没有与正规金融部门打交道的信用记录、财务制度不健全等原因，留给私人部门的融资渠道十分有限。企业相互的资金融通是非法的，即使企业对单位内部职工的集资，其合法性随着政策多变而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向个人的借贷虽然可行，但是规模小难以解决问题。而规模大就可能陷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融资需求出现了巨大的“缺口”，而弥补这一“缺口”的。除了少部分的企业内源性融资外，就只得寻求民间金融的支持了，其结果自然是体制外内生出非正式的民间金融。由此可见，国家对金融的垄断控制、利率管制下的定向信贷配给以及政府在金融资源的分配中的所有制偏向和制度歧视是中国民间金融得以产生与发展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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