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论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关系之和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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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法律文本的技术化完善、校正、佐注，内容之冗繁不是有限文字可以囊括的。不过，基本的、显见的、颇为诟病的、紧迫的问题不应该被长期搁置，不应该成为行政法乃至宪法理论和实务界的“长期焦虑”。这类制度性问题大体包括（如前所述，本文这部分提及的问题大多是关联性话题，只是考虑问题量级不同分述在不同部分）：与民主“向度”逆反的“自上而下”的“少数人选少数人”的用人制度问题，以及由此滋生的卖官贩爵等恶劣问题，直逼权力民主正当性、道德正当性底线；作为国家良心守望者存在基础的司法独立、司法中立被“包养化”、“入伙化”、“差役化”问题，很大程度上导致“运动员”与“裁判员”混同，不能够对不具备政治正当性的行政权给出“参赛资格不适格”的裁判，以及难以吹响对丧失道义正当性行政权的“罚哨”；作为权力正当性认证规则的行政公开、信息公开、官员私产公开以及量级更大但“同质”的执政党党务公开等问题，更多地被文本规范中的“但书”条款自否，“不公开”情境下罚则设置过轻和诉讼可行性等问题，让正义成为看不见的正义，也靡费着“阳光防腐”的宝贵机会。
（二）权利保障的乏力
作为行政法的核心目的，相对人权利保障是一个永恒话题。这是因为，无论按照自然权利学说，还是按照法律实证主义，行政法上的相对人权利都是一个终极性范畴。2004年国家《宪法修正案》增补“人权条款”后，基本权利高于国家的价值地位被默认，权利保障与国家义务的实定化被赋予了新的规范内涵。具体到行政和行政法，权利保障理念不断提升，大量体现对相对人主体地位尊重的行政法规范颁行，具有人文关怀的柔性手段广泛运用等，都标明中国的行政和行政法正在走向权利的时代。但是，反思各类公共事件，细剖政出多门的行政规章，检讨行政实践中近乎“荒唐”的个案，我们很容易发现权利保障在制度上的短臂，尤其是权利救济途径的狭窄、闭塞。例如，颇受媒体关注的“处女嫖娼案”中[17]，囿于《国家赔偿法》，法院未予支持原告500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而是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确定公安机关应予赔偿的数额——74.66元。从诉求与判决的两个数字的强烈反差中，折射出国家赔偿法律对相对人权利完整性的忽视——一个行政相对人人格权意义上的隐私维护权在粗暴的行政面前是可以通过日工资折算的。除了实体法律规范的欠缺，直涉相对人尊严、民主行政、科学行政内涵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迟迟缺位，客观上也使行政主体秉持权柄大肆贩卖“公共利益”的“羊皮纸”，随意租售手中的“自由裁量权”。“作为外部监督机制的司法审查被认为是保护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坚强堡垒。没有司法审查的有力保障，行政法治就是一句空话，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就缺乏保障。”[18]但是，政治工具附庸化的“司法独立”、抽象行政行为与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障碍、违宪行政行为审查制度的虚置、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缺席等诸多深层次问题，一直是横亘在相对人权利概念与权利实现之间的高墙。或者是由于缺乏司法裁量的终端权威评价，或者出于对与行政机关有着编制、人事、财务等千丝万缕联系的法院中立性的怀疑，相对人在权利受损时通过所谓体制外的诉求途径寻求权利修复便不足为奇，而这种体制外的诉求途径正是典型的行政双方关系不和谐的表现：群体上访、对峙甚至冲突。权利保障
的短臂，权利救济渠道的狭窄与闭塞，严重摧残着行政双方和谐共处的价值体系，让和谐找不到理由。
（三）权力控制的失序
随着经济社会逐步发展，行政权力的日趋扩张成了必然趋势。从权力属性看，行政权本身意味着一种支配力量，行政主体在享用支配权的同时具有同等职责（义务），理论上可以防范权力滥用和权力懈怠，事实上则可能导致职责权力化。“行政主体有依法行政之义务，公务员个人行为亦应诚实清廉、勤勉谨慎，然并无对应权利之人，盖此等义务纯属职务义务而已。”[19]权力天然地具有扩张性，而源于权利让渡形成的行政权与让渡者又是分离的，便极易异化成侵凌公民权利的凶器、行政专制的权杖、催化腐败的酵母，使得行政双方的和谐关系时刻处被强权颠覆的危险中。因此，“控权”便不仅是一个具有宪政价值和人权寓意的话题，也成为维持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关系和谐的关键。近二、三十年来行政实践回应了“控权论”，责任政府、有限政府、服务行政理念日渐畅行，对行政权的立法控制、司法控制和内部控制也日益得到强化。但是，传统“工具论”的表情依旧没有彻底转换，在行政实践中则“变脸”为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政客逻辑、话语垄断。十九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曾昭示世人：“权力趋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20]随着行政权的日益扩张，权力资本的增值功能伺机而作，权力异化机会增多，制度疏漏则助纣为虐，近年来腐败案件高发的态势就是明证。面对肆意的权力滥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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