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三种不同观点，虽然结论一致，但是原因各有不同。尽管都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结论却值得推敲。

　　历史论观点从国外采纳民商合一模式国家的早期渊源出发，并进而分析我国民商合一的发展线索。然而，国际民商法关系讨论，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前提，即在这些实行民商合一的国家，其商业的发展十分充分，商法理念和制度也很发达，所以即便没有民法的依托，商法也可以自足的存在。而采取民商合一的模式，使民法和商法二者能够相得益彰。同时，这些国家即使采取民商合一模式，实际上只是没有形式商法存在，大量的单行商法仍然独立存在而被“合一”，正如勒内•达维德所指出：“某些国家提倡或实现了民商法合一，在我们看来其重要性同样的有限”。达维德还认为，尽管在很多国家民法已经商事化，法典编纂工作使商法失去了它过去完全不同于民法的国际性，但民法与商法在立法上的统一几乎只有形式上的意义。[30]而且，诸如瑞士、荷兰、意大利等实行民商合一模式国家，其国家面积都很小，其典型性殊值研究。同时，这些国家商业却都十分发达，在早期都得到了充分发展。以原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民商合一，其中更多的是政治因素，而非社会经济条件决定使然。况且这些国家如今都面临着民法和商法关系处理的理论和实践困境。而我国却迥然不同，由于重农轻商的传统，没有发达的商业历史，商法更无从谈起，更缺乏市场条件下的法治精神。所以历史论观点值得商榷。

　　趋势论与历史论都注重现实性因素，但是前者是对未来立法方向的体验，主要从把握法律内在发展规律角度，将立法模式的变迁看成一个历史的、动态的发展过程，进而探求未来立法模式的趋势。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单纯的趋势尚不足以对民商合一模式合理证成，因为：（1）商法与民法的关系并非如一些研究所述的合分相依的关系，相反，民商二

　　探究目前坚持民商合一观点存在原因，除了上述分析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第一，转型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因素对民商关系模式影响。政治权力与法律之间原本一衣带水，难分伯仲，加之当下仍处于政治转型之中，法学理论研究仍然存在权力集中的趋向。这典型地表现为我国学术研究领域的精英话语集权倾向。这一倾向窒息了学术研究中的百花齐放的盎然生机，甚至使与时俱进的先进理论无法得以实践。导致该结果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根本原因之一是因为政治权力对法学研究资源和法律资源的过度操纵和控制。我国目前政治上已经在从集权型模式向控权型模式转变之中。但是，尽管如此，集权模式下思考问题和行为方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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