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大众传媒的关系是指主体对客体的操纵关系，而通过大众传媒的扩张所形成的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传播关系要复杂得多。尽管人们容易把大众传媒的信息发送与接受限定在一个封闭的线性关系中，而实际上，主体之间的传播关系从来不是线性的。比如说信息源的权威性差异形成新闻传播中的“信用等级”。从政治学角度来研究传播学的哈林认为，记者所报道的客观世界实际上可以被划分为三个区域，每一个区域有不同的报道标准。这好比一个同心圆的结构，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意见一致的领域，在中心和边缘之间是合法争议的领域，而在边缘部分则是偏差领域。[11]三个领域之间的互动及其比例关系的变动，无疑是表现一个具体的社会内部活力程度的指数。

　　问题在于，由于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出现所带来的数字化社会的扩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依托于信息传播的技术载体的中介，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道德压力不再可能，个体的道德自律成了正常的伦理关系得以维系的主要保障。在传播空间中，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的一个特点就是认知的意志。一个传播发达的社会，就是所有的主体在一个媒介化体制的普遍状态中，都成为媒介，成为社会性意义上的相互决定的参与者。在这种背景下，公众参与的伦理水平成为一个需要经常被讨论被关注的话题。

　　在这种传播 现代 性的过程中，新闻传播如何表达事物的价值成为一种社会意志和非社会性权力的搏弈。正如西班牙学者格里马迪所说：“价值是绝对的，而价格是相对的；价值是必要的，而价格是可以协商的。当任何事物都有价格的时候，价值便失去了它本身的意义。”[12]毕竟，我们依然相信大众媒体是社会的舆论工具，职业使命就是对社会上已经发生的或者正在发生的事实进行报道。就此而言，媒体是社会的喉舌，并在社会生产力解放的多元利益主体的参与中成为多元象征主体的载体。“自由多元理论对于记者在现代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有一条核心的信念，这就是公民的言论自由权要得到最好的保护，必须有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大众媒体系统。……从有利于构建舆论的层面来说，正是新闻媒体使得通过民主的手段对各种关系进行控制有了可能性。”[13]因为出色的新闻报道往往是在向人们揭示可以辨别的真实，从而使得新闻工作的道德实践具有价格之外的价值。

[注释]
[1][英] 卡伦•桑德斯：《道德与新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页。
[2][英]斯图亚特•艾伦：《新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
[3]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5页。
[4][美]罗纳德•德沃金：《原则问题》，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07页。
[5]同上。
[6][美]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40页。
[7][英]斯图亚特•艾伦：《新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3页。
[8][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辽宁 教育 出版社2000年，第51页。
[9][英]斯图亚特•艾伦：《新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
[10][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对话论理学与真理的问题》， 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61页。
[11][英]斯图亚特•艾伦：《新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3－74页
[12]参阅卡伦•桑德斯：《道德与新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1页。
[13][英]斯图亚特•艾伦：《新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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