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公共利益的现代法律转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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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权、宽容，以及社会法治国家原则，同时透过明确的程序将公共利益限定在法律的框架之内。公共利益宪法化后，便成了整个法律秩序，尤其是以行政法为代表的公法体系的基石。德国学者毛雷尔就认为，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是一种社会塑造活动，现代行政的客体是社会的共同生活，行政致力于共同体的事务，服务于共同体的成员，因此行政的出发点是公共利益。[16]
公共利益完成从法律外在视角到内在视角的转变后，就成为一个法律体系中的具体法律概念，体现在不同的法律规范之中，具体指涉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不同。公共利益也只有完成这一转向，才能获得确定的法律涵义，从而破解公共利益的虚幻之谜，在法律中深根发芽、枝繁叶茂，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发挥利益和价值整合功能。
注释:
[1][美]林布隆：《政策制定过程》，朱国斌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
[2]、[3]张千帆：《“公共利益”的构成》，《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5期。
[4]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5页。
[5]、[6][美]罗斯科•庞德：《法 理学 》（第三卷），廖德宇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80-240页，第18页。
[7][德]奥特弗利德•赫费：《政治的正义性》，庞学铨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411-412页。
[8][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7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页。
[11][德]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
[12]从现实来看，群体性事件多发生于下述领域，即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农民工讨薪、移民安置补偿、国企转制、环境污染事件、乡镇改革分流、复转军人安置、劳资关系、违法集资、矿难事故、宗教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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