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析唐代均田农户经济的破产分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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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西道江州的情形：“彭泽九县，百姓齐营水田。臣方到县，已是秋月，百姓嚣嚣，群然若歉。询其所自，皆云春夏以来，并无霖雨，救死不苏，营佃失时，今已不可改种，见在黄老，草莱度日，旦暮之间，全无米粒。窃见彭泽地狭，山峻无田，百姓所营之田，一户不过十亩、五亩，准例常年纵得全熟，纳官之外，半载无粮。今总不收，将何活路。自春徂夏，多莩亡者，检有籍历，大半除名，里里乡乡，班班户绝”。开元二十九年(741)三月，玄宗所颁敕文说：“京畿地狭，民户殷繁，计丁给田，尚犹不足。兼充百官苗子，固难周济”。这些史料，反映出均田农户的实际授田严重不足，远远达不到均田制所规定的数额，而王朝统治核心区域——京畿地区的均田农户所得到的授田愈加有限。
均田农户授田普遍不足的事实，还为出土的大量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证实。王仲荦先生根据若干敦煌文书细致列表，论证了“均田农民受田极端不足的情况”。赵云旗先生根据有关文书，制作了反映55个均田农户应受田数、实受田数、未受田数的统计表，结果发现受足田的只有1户，其余54户均受田不足，有3户竟然毫无受田，实受田数仅占应受田数百分之几的有六七户，实受田与应受田之间差距很大，“受田不足的现象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情况”。总之，敦煌吐鲁番文书也证明唐代均田农户授田普遍不足，生产资料有限，经济基础脆弱。
2、政治腐败和吏治贪残。政治腐败在唐前期就已存在。仪风二年(677)，高宗《申理冤屈制》较为集中地列举了当时的种种腐败情形：“百姓虽事披论，官司不能正断，及于三司，陈诉不为究寻，向省告言，又却付州县，至财物相侵，婚田交争，或为判官受嘱，有理者不申；或以按主取钱，合得者被夺，或积嫌累载，横征非罪，或肆忿一朝，枉加杀害；或频经行阵，竟无优赏；或不当矢石，便获勋庸，改换文簿，更相替夺；或于所部凭情织作，少付丝麻，多收绢布；或营造器物，耕事田畴，即役履功，雇无半直。又境内市买，无所畏惮，虚立贱价，抑取贵物，实食贪利，以侵人力，乃据详估以放罪，或进退丁户等色，多有请讬；或解补省佐之流，专纳贿赂，或征科赋差点兵防，无钱则贫弱先充，行货则富强获免。亦有乡邑豪族，容其造请，或酒食交往，或妻子去还，假话威恩，公行侵暴。凡如此事，固非一绪。经历台省，往来州县，动淹年岁，曾无与夺，欲使元元何所控告!”武周圣历元年(698)五月，陈子昂说：“蜀中诸州百姓所以逃亡者，实缘官人贪暴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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