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1930年代文学与新兴电影艺术的交互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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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故事改成18集的《火烧红莲寺》,由郑正秋的女儿郑小秋和后来暴得大名的胡蝶主演,掀起了中国武侠片生产的热潮。这部片子上演引起的轰动让左翼作家感到吃惊,茅盾就曾著文描述过电影院里的场面:“《火烧红莲寺》对于小市民层的魔力之大,只要你一到那开映这影片的影戏院内就可以看到。叫好,拍掌,在那些影戏院里是不禁止的;从头到尾,你是在狂热的包围中,而每逢影片中剑侠放飞剑互相斗争的时候,看客们的狂呼就同作战一般。”“如果说国产影片而有对于广大的群众感情起作用的,那就得首推《火烧红莲寺》了。”{2}茅盾的立场是批判的,但是从文章的一个侧面可以感受到它当时受观众欢迎的热烈气氛。鸳鸯蝴蝶派作家参与电影的人数众多,如周瘦鹃、程小青、郑逸梅、姚苏凤、徐卓呆、顾明道、王钝根等。严独鹤参加了1931年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的制作,并在约张恨水为《新闻报》“快活林”副刊写作《啼笑因缘》大获成功之后,又亲自将它改编成电影,广为传播。
鸳蝴文学与电影如此密切的一而二、二而一的联系,从正面的意义看,是真正支持了国产影片,使得国产片在制作粗陋的情势下,能以低成本、低票价的优势,同大规模输入的外国片相竞争,夺得宝贵的一席之地。加上鸳鸯蝴蝶派文学本来已掌握了都市的市民文化市场,养成了市民读者一定的阅读习惯、癖好,那么,类似的鸳蝴电影就很容易把喜欢鸳蝴情节的读者平移过来,扩大进来,为中国电影找到属于自己的中下市民观众。当然,另一方面也就有迁就市民低俗趣味的负面效应出现。而鸳鸯蝴蝶派比较成熟的小说类型,便也顺理成章地平移给早期的中国电影,造成了它的题材类别,如称言情电影、武侠电影等等。同时,便造成了中国电影从娘胎里带来的镜头叙事的文学化特征,如故事的道德模式,视听性的相对弱化,重视无声电影时期的“字幕”作用等等。
中国论文联盟*编辑。 上面引述的茅盾一文,透露出从“五四”到1930年代左翼的新文学作家对鸳蝴电影长期的藐视。茅盾不仅批评《火烧红莲寺》,在文章的末尾还捎带批评了电影《啼笑因缘》。此种情况直到1932年后才发生微妙的变化。这个起因与上海“一·二八”事件相关。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加深,市民的爱国热忱空前高涨,一向制作鸳蝴片的电影界敏锐地感受到观众的情绪变化,便主动邀请左翼作家参与他们的工作。左翼最资深的电影家(也是剧作家)夏衍,曾经回忆当年洪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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