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1930年代文学与新兴电影艺术的交互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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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如何为“明星”出主意“转变方向”,“请几个左翼作家来当编剧顾问”的经过。夏衍他们接到邀请后,当时非常慎重,是在瞿秋白主持的“文委”会议上经几次讨论后,才决定打入电影界的。{3}夏衍、钱杏■、郑伯奇这年用假名字进入“明星”,次年“明星”便拍摄了茅盾的《春蚕》。“文委”继“剧联”成立“影评人小组”之后,又成立直辖的“电影小组”,夏衍任组长,显示了左翼要夺取电影这一大众艺术领域的决心。1933年除了“明星”,田汉、阳翰笙、夏衍还打入“艺华”电影公司。田汉的《母性之光》、《三个摩登女性》,夏衍的《春蚕》、《上海二十四小时》、《狂流》,钱杏■、郑伯奇的《盐潮》,阳翰笙的《铁板红泪录》,郑伯奇的《时代的儿女》(与夏衍、钱杏■合作)等电影陆续拍成上映之后,符合当时市民日益高涨的民族激进情绪,得到普遍好评。从此,电影市场进入了左翼电影为主的时期。
这些“触电”的左翼作家一般都是剧作家。他们破除了鸳蝴电影只凭故事拍摄的初级手法,开始使用剧本。夏衍虽然半路出家,却帮助“明星”的导演程步高完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正式的分镜头剧本《狂流》。这成了电影编导规范化,并提高艺术质量的重要因素。左翼文学还给电影带来强烈的社会意识,反映平民百姓的社会疾苦,强化社会批判性的主题。而电影给左翼文学所上的重要一课,是在这种通俗化、市民化的实践中体会到什么是大众文艺。电影又属新兴的现代艺术,它的镜头的运用、时空的表达、“蒙太奇”的特殊组接,都给使用文字的作家以新的启示。左翼剧作家在舞台调度上的创造,像夏衍名作《上海屋檐下》的幕景,是把上海习见的弄堂房子从后门切成一个横断面,一楼的灶披间、客堂间,一、二楼之间的亭子间,二楼的前楼、阁楼,便是这个剧中五家人的生活空间和表演空间。这种舞台设计既符合上海一般市民的居住拥挤状况,显然也取之于电影镜头的移动可以交换出现远景、中景、近景的手法。至于小说叙述时间的快慢、节奏的顿挫、风格上的明快还是迂缓,张天翼小说语言的“跳动”就极易让人联想到镜头的动态。胡风当年便指出张天翼叙述文字的“‘动力学的’效果”。{1}举的是他的短篇《最后列车》的开头:
都市在喘息。大地的脉搏在急跳。
臭虫似的铁甲车。榴霰弹。四十二生的炮口。轰炸机。殖民地民族的血与肉。骄傲的旗:那图样像只横剖面的盐鸭蛋。
兵工厂门口有十来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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