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谈构筑想象中的共同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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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这种有区别的特殊的“他者”身份，体现了华裔美国人因种族歧视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不少人都坚信，西方的为人父母者较为民主，他们很少会像亚洲人那样过分干预子女恋爱、婚姻等一些涉及到个人隐私的事情。然而，一涉及到“种族”问题，事情就发生了变化。在特德带许露丝参加一个家庭聚会时，特德的母亲乔顿太太就特德的前程问题与许露丝进行了这样一次谈话，她反复强调，“她对少数民族，一丁点都没有任何偏见。……她与她丈夫对公司里的一些东方人、西班牙人甚至黑人，印象都很好，私交也不错”。[3]（P100）在乔顿太太心目中，只要不是蓝眼睛、白皮肤的纯粹美国人，其他一切人种都是同样卑下的“外邦人”，她甚至把许露丝误认为是越南人。可想而知，华裔二代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成长所面临的尴尬与压力，边缘化的地位虽在她们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但正如薇弗莱的母亲在教育她时所说的那般：
“每个人来到异国他乡，首先都得遵守当地的规矩。如果你对此一无所知，裁判便会说：你这个人怎么搞的，滚回去。他们并不跟你解释，为什么必须这样而不能那样。你问，他们说，再不知道，就自己去琢磨吧！其实他们是心中有底的。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你拿着棋子，自己去琢磨其中的奥妙。”[4]（P75）
如果说上述描写体现了对西方主流文化的反抗与爱恨交织，以及难以改变“边缘化”现状的无奈，类似于自虐行为的自我边缘化则是由美国女儿们自己所造成的。母亲与女儿之间的代沟似乎不仅仅是两代人之间的差异，而更多的是来自所处的不同的文化背景。由中国大陆来到美国的华裔第一代，经历过战乱的磨难，怀揣着各自心中的“美国梦”，对这个自由女神像照耀下的国度充满了憧憬和幻想。而女儿们生长于美国，言行叛逆、敢做敢为，性格思维完全被美国式熏陶，不免与母亲们那保守传统的中国式想法发生冲突。两代人都不愿意跨越心理的边境，相互间的不满与失望也只能日渐加深。“女儿们对母亲之间用中国话交谈显得很不耐烦，还耻笑她们这么长时间仍讲着一口结结巴巴、词不达意的中国腔英文……”[5]（P27）；当母亲不回答她的提问时，女儿咆哮着喊道，“我知道，你不开口，是因为你自己也不知道。你根本自己什么都不知道。”[6]（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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