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构筑想象中的共同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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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既是美国人,又无法成为美国人;既是中国人,又不是真正的中国人。“我”,究竟是谁?虽然《喜福会》中每家每户都存在母女两代人言语间的冲突与顶撞,但是割舍不断的母女间那血浓于水的亲情仍毫无疑问地存在于无意识之中。不管是母亲还是女儿,都坚信在美国任何梦想都可变成现实,都从未停止过对自我身份的探寻。她们远离中国传统文化,却无法将现实生活中与故乡文化的种种联系连根拔除,她们都对自己的祖先与文化存留着某些直接或间接的记忆,虽然有时得不到主流文化的认证,但她们仍试图用这样的记忆在头脑中创造一个精神家园,想象寻找个人身份的认同感,这也就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指的“想象的共同体”。对于安德森而言,这种共同体并不是虚构的,而是植根于人们内心深处的一种心理建构,能在人们心中召唤出强烈的历史宿命感。 飘泊于异乡的独特人生经验赋予了华裔作家与众不同的文化视野,流连于双重文化的中间地带,使得他们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身份问题。从主体意识上说,华裔二代移民们以积极的态度,希望通过自我定位来寻找自己的身份。在《喜福会》中,谭恩美通过描写映映·圣克莱尔对幼年中秋之夜的回忆展现了华裔移民们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追寻过程,映映担心迷失自我,希望能被找回。走失时,悲痛和绝望充斥了“我”幼小的心灵,仿佛“我们都失却了自己的世界,再也无法把它唤回”[12](P65);当被找回时,“我”又无法相信被找到的那个女孩就是“我”。这正象征了作者对自己文化身份缺失的遗憾,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又有一种归属感应然而生,体现了女儿们对自我意识追寻的渴望。而薇弗莱想象自己、母亲及未婚夫三个各不相同的人,并排乘坐着同一架飞机,从西方飞向中国,间接流露出这或许就是自己内心深处的“想象的共同体”。 安德森把一切既存或曾经出现的民族认同都当作历史的产物,惟有通过客观理解每一个独特的民族认同(包括自我的认同与“他者”的认同)形成的历史过程与机制,才可能真正摆脱傲慢偏执的民族中心主义,从而寻求共存之道,寻求不同的“想象的共同体”之间的和平共存之道。[13](P17)在了解了华裔美国人移居离散的历史过程之后,重新构建华裔美国人的文化身份,创建一个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家园,成了一个亟需解决的命题。任碧莲(Gish Jen)在她的代表作《典型的美国人》中曾提到,她“想象中构建的共同体是多元文化的美国。在这个共同体里,亚裔/华裔、其他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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