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中所蕴含的主体意识，表明人类对以科学技术所展现出来的自身本质力量的忧虑和价值反思，带有浓厚的悲观情绪。同时也表明主体意识开始由传统的整体走向个体，由概念化走向个性化，由理性化走向非理性化，由乐观走向悲观。
　　19世纪中期以来的西方社会，一方面是一浪高过一浪的科技革命及其推动下的极大发展的生产力和极为丰裕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是科技成果运用失控所导致的世界范围的战争及战争威胁、军备竞赛、能源危机、失业、贫富差别悬殊等问题。同时，由于社会的畸形发展，人们在享受现代科技成果的同时，精神世界的荒漠化使得人们生活在极度悲观、孤独、苦闷、无奈的状态之中，社会道德水平滑坡，色情、凶杀、吸毒、贩毒等社会弊病滋生。现代西方哲学思潮正是人们在科技进步、价值失衡状态下对生存问题的思考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
现代西方哲学中唯意志主义在主客体关系问题上，一反理性主义的传统，否认客体在任何意义上的客观实在性，把客体看作是主体表象中的客体，把世界理解为是自我的生命意志、权力意志。叔本华认为：“世界是我的表象”，“世界是我的意志”。[2]他认为作为自在之物的生命意志，是不可遏止的盲目冲动和欲求，所以“痛苦”是永无止境的。尼采则进一步认为，生命意志是意志的低级形式，权力意志是意志的高级形式。他说：“这个世界就是权力意志，岂有他哉!”[3]呼唤人们必须使自我意志得以实现，否则就不是一个“真实的人”、 “健康的人”，就丢掉了人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自我意志，是指个体自己扩充、支配、占有别的东西的意志，即权力意志。20世纪以来，柏格森进一步认为“生命冲动”是世界的本原，是真正的存在，而生命冲动是绵延，即是一种延续性，并认为理智不能把握实在，只有直觉(即:知觉，亲知)才能把握实在，进一步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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