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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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写作范式，提出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研究任务，初步介绍并具体应用了哲学史料的研究方法，标志着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科地位的确立。
三
虽然上文我们仅以20世纪60年代的《初稿》为中心探讨了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贡献，但宽泛而言，自20年代到90年代，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从未间断，与其中国哲学史研究如影随形，尽管各个时期对史料学这一维度的偏重程度不同。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他的史料学工作为其中国哲学史研究奠定了扎实的文献基础。整体而言，冯氏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至少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研究视角具备动态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思想的演变，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包括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研究视角上不断发生变化，表现出一定的动态特征。从1925年6月《对于哲学及哲学史之一见》中关于史料种类的论述开始，到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讨论哲学史料选取标准以及古代哲学著述体裁等，再到《中国哲学史补》对诸子起源、新史料分类法等问题的探究，整个20—40年代冯先生所采用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模论文联盟WwW.LWlM.com式都是“以西释中”，即以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进行解释和阐发。此种模式也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了他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从而使西方哲学尤其是新实在论成为其分析哲学史料的实际视角，如被冯先生作为哲学史料选取标准的哲学“三大部”——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就带有绝对的西方色彩。50—60年代，冯友兰先生则以从苏联“学术权威”那里学来的研究西方哲学史的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词语，从而陷入了教条。80年代初，他开始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决定以自己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此时冯氏的研究视角仍是马克思主义，但是他没有依傍马克思主义，更没有抄写马克思主义，而是只写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可知，冯先生已经逐步抛弃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搬硬套而走向对之进行生动贴切的应用。
论文联盟*编辑。 第二，史料学方法得到进一步注重。之前，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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