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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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中有一套较为系统的哲学史料研究方法，然而，由于缺乏学科意识，从整体上看他的史料研究方法还是更多地体现于其治学实践中。朱谦之先生虽然具备了鲜明的学科意识，但并没有将史料学方法部分单独开列，而是在具体介绍哲学史料时穿插方法理论。但必须强调的是，朱氏在介绍史料时穿插理论比胡氏在治学实践中体现方法更高一筹，这不仅因为其方法意识更强，而且也因为其距离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更近。冯友兰先生在《初稿》中用了两章的篇幅将史料学方法单独开列，这一方面如上文所说为后世提供了基本的写作范式，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其对史料学方法的重视。所以我们认为，将史料学方法单独开列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形式上的分开，而且在于其表征了冯先生在思想观念上的转变。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发展证明，这一转变对于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来说具有实质的意义。
第三，用发展的历史的眼光审查史料。我们知道，通过史料的历史审查史料是冯先生史料学方法之一。其实，这也是其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的突出特色之一，因为关于史料的成书过程的研究是随着出土的早期文献的增多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才逐步得到学界的重视的，冯先生在60年代就关注于此是难能可贵的。而“新出土文献的研究之所以与古史史料学问题息息相关，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以前从不为我们所知的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的某些真实细节，从而能够帮助我们更为准确地判断与古书成书和流传过程有关的史料学问题。也就是说，只有在看到大量古书的早期文本的实物资料之后，我们才能真正逼近了解古书和其他古代文献资料形成的真实过程，从而逼近了解所有已知古代资料之间真正的关系，而这时我们用来处理古史史料问题的方法才可能是真正合理的。”(14)和中国哲学密切相关的史料如马王堆汉墓帛书、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竹简等的出土或回收，无疑为冯氏这一方法论增添了不少现实意义。
然而，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还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比如史料学方法部分规模过小、内容也不够充分，具体哲学书籍的介绍也有些简略，尤其是对“五四”后的哲学史料做了完全省略的处理，等等。这些不足之处在其后学者的史料学研究中渐次被发现并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注释
①黄夏年：《朱谦之著述目录》，《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2期。
②冯友兰：《对于哲学及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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