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与中国的“新小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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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历史性,获得了多样性的表现形态和历史文化的现实性。
2.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语言成为哲学研究本体
所谓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指把语言本身的一种理性知识提升到哲学基本问题的地位,其关注的主要对象由主、客体关系或意识与存在的关系转向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从此,哲学由认识论研究到语言哲学研究,近代的“主体-客体” 思维模式让位于意义辨析、语言表达的分析以及言语行为的描述。197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哲学家哈贝马斯又绕过英美语言哲学从认识论角度讨论语言问题,另辟蹊径,从实践哲学的需要出发探讨语言。他无意于传统语言学和语言哲学注重语句、语境研究的语法学和语义学,而是从语用学角度研究语言的表达和由此达到的理解。“普遍语用学的任务就是辨认和重构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我把以达到理解为目标的行为类型当作是基本的。”[1]这里的“行为类型”就是指狭义的交往行为,也就是以对话为基础的交往。哈贝马斯认为,真理不是像实证主义认为的那样是陈述与事实的符合或一致,一致论的真理观既没有考虑陈述的理论预设,更不能处理价值领域的真理问题。真理是“有效性主张”,真理之为真理就在于它被普遍认同。当然,这里的普遍认同不是由于强迫而是理性的自由讨论的结果。德国文化哲学家卡西尔则认为,语言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并不是它的物理特性而是逻辑特性。从逻辑上讲,语言被提到了更高的甚至最高的地位:逻各斯(即逻辑)成为宇宙的原则,并且也成了人类知识的首要原则,要理解宇宙的意义就必须理解言语的意义。
把“理解”规定为语言的本质的是现象学解释学,这一思潮始于19世纪末,它提出要以语言学研究作为人文科学和整个文化研究的范型。在胡塞尔那里语言研究还只是哲学研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到海德格尔那里则实现了现象学向解释学的过渡。海德格尔用现象学的方法改造解释学,从而把语言与存在放在了同等的地位。其后的释义学语言哲学家伽达默尔更是将语言当作“领会本身得以进行的普遍媒介。”认为语言不是主体可以任意使用的工具,而是存在真理表现的场所,即海德格尔说的“语言是存在的家”。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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