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与中国的“新小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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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哲学的突出特征是张扬人的理性的能动性,表现了人类征服自然的欲望与能力;现代哲学则是以语言的批判性反思人类实践的结果,反省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促进人类的新的世界观的形成。[2]
这里,我们在肯定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有创新、探索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还应看到其局限性。理想语言毕竟出于虚构,缺乏生活根基,又具有高度形式化的特征,因而不容易被一般人认同,难以行之久远。“语言学转向”已成历史,但其影响广泛而深远,我国1990年代前后的“新小说”创作就是其影响之一。
二、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影响——小说成了语言之游戏
论文联盟*
西方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使传统哲学研究视角被抛弃,变语言研究为“至尊”,这种变革给靠语言生存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一个发展创新的契机——转向极端侧重语言,进而打破传统小说以系统故事叙述为基础的写作模式,转而为不重视故事情节的完整连贯性的小说创作。这个契机不仅西方作家没有错过,而且中国的作家们也没有错过。上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文坛出现的所谓“新小说”就是表征,这些小说选择叙事视角独特、语言实验味道浓重,处处体现现象学解释学和释义学语言哲学。他们不再执着于真实与虚构的纠缠,主张故事向感觉敞开,感觉向语言还原,“语言不可企及它的及物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也无连贯的对应关系,它永远不可能如实地对世界的真相加以描述,也无力真实再现复杂而频变的现实,因而一个文本永远不会只有单独一个意义或特别所指,我们不可能逃脱文本性和自由漂浮的能指。因而新小说作家强调通过生存体验感悟生活,从存在的各种现实形态当中(包括看见的与遮蔽的、可理解与不可理解的、合理的与不合理的)发现生活的“本来”内容,但在“呈现”生活的方式上过度注重语词的意指、能指和所指的区别与功能。这些作家们似乎再也不愿用神圣庄重的语气重复那些“陈词滥调”了。而在描写手法上则采取“反小说”的叙事结构法,由此透露出“审美意识”的某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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