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民生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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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主义”的文字才重视“民生”问题，倾向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也将论辩的中心聚焦于此。就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来说，1940年代也有其特别的意义：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到此时或许才真正“浮出水面”，尽管只是“昙花一现”，但毕竟出现了明确标榜“自由主义”立场的刊物；代表自由主义的政治力量第一次呈现于中国思想舞台；甚至中国自由主义者也才真正回答了“自由主义是什么”的问题，并关切“自由主义往何处去”。可以明确的是，到194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才有了较为清晰的图景。我们可以注意到，针对“自由主义”的阐述，较为重视“民生”内容，展示出“经济平等”的基调。傅斯年在《评英国大选》这篇文字中，就深有感触地表示：“我平生之理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并发达的国土，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我也不要住。所以我极希望英美能作出一个新榜样，即自由与社会主义之融合”。实际上，对“经济平等”的追求不单是194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思考中国出路的重要资源，而且，由于历史的延续性，在自由主义思想台湾形态浮现过程中，最初关切的仍是1940年代末期最为热衷的“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
透过“民生主义”的现代回响，尤其是中国自由主义在1940年代所揭示的主题，一方面说明对于“民生”问题、“经济平等”问题的追求构成时代的主题，另一方面也促使我们思考“民生主义”是否具有更为长远及普遍的价值意义。
说起来，所谓“民生”实在是再朴实不过的字眼，古今中外皆不乏相关的论述，1924年孙中山先生正是在广泛吸收西方思想，并结合古代中国民本观念的基础上，将“民生”定位于“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强调了“人类求解决生存问题，才是社会进化的定律，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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