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一八四零年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西方世界用舰船利炮将古老的中国强行纳入现代文明的逻辑之内，传统中国的宇宙观念、世界模式、政治体制、经济方式、意识形态全面面临西方文明的质疑和挑战，由此兴起的追求启蒙和救亡的思潮延绵一个世纪而不绝。然而不管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提出，还是康有为《大同书》的制作，甚至是现在“和谐世界”的认识，它都表明中国人并没有完全服从现代的资本主义逻辑，没有完全认同现代的政治经济秩序。两千多年的文明和历史不可能轻易的被抛弃和忘记，而支撑这个文明和历史的儒家思想也依然渗透在中国人的血液之中，作为儒家主要观念的“仁”“礼”也依然保存在中国人的集体意识之中，它是中国人保持对世界独特理解的启示和建立自己的理想世界的密码。论文联盟*编辑。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民神杂糅，不可方物”的时代，每个人都试图把握真理，然而真理却离人越来越远；人们运用理性作为工具谋求最大化的利益就像巫术可以降神一样。启蒙走向了它的反面，走向了神话，随着人类控制自然力量的增强和道德上的弱化，文明变成了新的野蛮，“现代性实已转化为野蛮”[3] （P56），科学的进步超出了人性的发展，人类掌握着自身无法控制的力量，现代性面临它最为尴尬的处境，它自身正在走向它的反面。它需要挑战，需要新的活力，以便激发它真正作为启蒙、作为人道主义的一面。由于理性具有价值和工具的双重身份，就像理性的普遍化带来全球化的同时，更带来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甚至是个人主义，当它向普遍性展开的同时，独特性也随即布满，以致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个人与个人不能通约，它自身已经不能在西方固有的逻辑中展开更崇高的秩序，这只能通过吸纳其他文化的方式进行。儒家文化应该是一个备选的方案，这有待于儒学的更新。

　　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时间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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