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现代性的时间观中蕴含着基督教的末世理论，所以始终很难调和与其它文明的关系，以至于亨廷顿将未来描述为不可调和的“文明的冲突”。在此，儒家的“通三统”

　　的观念仍然有巨大的价值，它暗示了在思想中如何将文化、历史续接与会通的思想，如何将各个民族的文化、历史安排在一个合“礼”的叙事当中，尽管这种“礼”已经完全不是名分纲常的“礼”。现代性的崛起同样面临着虚无主义的威胁，甚至现代性就是虚无主义的代名词，作为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其本质就是被资本推动、透支的欲望，而欲望的背后则是无边无际的虚无。在前现代社会，大多数民族克服虚无主义的办法都是宗教，在虚无的背后安排了一个神，由神将虚无化解，而当现代性兴起后，“上帝死了”，宗教被理解为人类自我意识的投射和忍受压迫的鸦片，甚至是奴性的起源，人类幻想自身的理性、实践和意志能够为自己安排存在的价值。然而，这注定是不可能的，人类远远没有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而儒家那种不通过宗教而是自身德性的方式建立意义体系的途径似乎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办法，它不仅有效避免个人主义的极端，也同时避免失去宗教后虚无主义的威胁。虚无主义恐怕是未来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有效克服虚无主义尚须儒学的积极发展。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又见于《礼记·大学》），两千多年前儒家对于自由与秩序的的思考，应该为我们这个时代指出一条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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