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与式民主理论的现状(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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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是参与式民主的一个必需要素，但它并不是像学者们通常所暗示的那样，是参与式民主的一个充分条件。因此，不应该认为审议民主等于参与式民主。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参与式民主开始因为自由主义的最低限度民主理论、审议民主理论和竞争民主理论而黯然失色，但即便在这一时期，简·曼斯布里奇(Jane Mansbridge)还是通过区分“敌对的”(adversary)民主和“统一的”(unitary)民主为参与式民主理论做出了贡献。敌对的民主“假定公民的利益是不断冲突的”，而统一的民主“假定公民拥有一个单一的共同利益”。她主张，参与式民主通常——如果并非总是如此的话——是统一的民主。迄今为止，本杰明·巴伯(BenjaminBarber)的著作仍然是关于参与式民主最完备的论述。在哲学层面，巴伯认为没有必要为参与式民主寻找任何超验基础；在实践层面，巴伯发展出一种参与式政体的理论模型。巴伯的视野比佩特曼更宽广，因为他没有将他的参与式民主理论限定于工作场所，而且把自己的模型加以拓展，把社会的所有领域都包括了进来。卡罗·古尔德(Carole Gould)也阐述过这个问题。她主张“从根本上对民主理论进行再思考”，声称“民主的决策不仅应该运用于政治，而且还应该扩展到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在参与式民主这一主题上大量最为全面且最富思想性的著作都在那个年代出版，但是政治学家却正在对那种民主理论失去兴趣。
巴克拉克(Peter Bachrach)和伯特威尼克(Aryeh Botwinick)关于参与式民主的不合时宜的著作承认这一趋势，但是它号召复兴参与式民主理论。这本书不如巴伯或古尔德的著作全面，而且也有些退步，因为作者仅仅把参与式民主看作是工作场所民主。然而，巴克拉克和伯特威尼克的努力是很认真的，他们试图“重建”参与式民主理论。根据这些政治理论家的观点，参与式民主理论复兴的关键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念。尽管有他们的努力，那些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仍然偏爱参与式民主理论与实践的政治学家还是可能会像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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