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洛德·勒福尔,社会科学与政治哲学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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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各自目的,等等”。这里又一次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风险,即将政治等同于文化或者涂尔干的形态学概念,甚至,通过用政治这个词代替文化或形态学这些词,来暗示所有一切都是政治,这是与勒福尔的真实意图完全相反的。 但是,如果坚持我引用的前两个引文,那么也许就只有涉及权力问题的象征维度可以认为是体现了政治的特征。但这使我们陷入了困境,因为勒福尔并没有给出任何界定清楚的权力概念,尤其是没有给我们提供方法去界定政治是什么,非政治的权力又是什么。勒福尔认为,对于柏拉图而言,并非所有一切都是政治:“他没有将父子关系、师生关系、户主(oikos)与奴隶或依附者的关系与城邦里的执政者与公民的关系混淆起来。”我们是否应该认为,只有中央集权的关系、那种吸引了作为整体的共同体——集体主体——的关系才是政治?无论如何这种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相抵牾,因为他将前面提到的三条原则性关系中的两条归入了政治。就权力的集中性与普遍性而言,政治的这种特征难道不就暗示着,我们知道一个给定的社会是怎样勾画出与那些特殊利益相关的普遍利益的范围?换句话说,这难道不就引导我们根据已被建构起来的政治,在一个从经验上被给予的社会框架中,用在经验上被确定的经验权力的场所,去定义正在建构中的政治吗?我相信情况就是如此,如果不接受经验的种种制约,如果不相反地试图通过勒福尔最反感的这种专题性和系统性概念化行为进行思考,那么我们不可能沿着勒福尔开创的道路走得更远。总之,我想建立这样一个论题并得出结论:这样的政治哲学与社会科学一样不是救生衣。 系统拓扑学 很奇怪的是,我们在政治、权力、宗教、文化和象征之间进行区分的这一困难,也许可归结为研究过于经验化这个事实。如果我们推进到对各种在经验上被给予的社会进行比较研究,那么记录下的只可能是宗教、政治和文化的各种变化不定的混合。因此为每一个被独立采纳的秩序提出一个概念是合法而必要的。使分析变得复杂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只有当这些秩序的每一个与其他秩序以一种总是具体的方式联系起来时,它才能具体地存在,而只有当与自身的历史以及构成其背景的其他秩序的历史相联系时,它才能完全被理解。社会科学常常行驶在这两种危险之间。他们或者声称从纯粹的秩序中获得纯粹的理论,比如,政治经济学或结构主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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