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克洛德·勒福尔,社会科学与政治哲学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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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是什么?社会是什么?瓜亚基人或者博罗罗人的社会单独地看又是什么?又或者它们与其近邻——敌人或者潜在的同盟——所形成的整体是什么?在能够提出原初建构这个问题前，政治哲学需要一种它自身无法产生的经验知识。
即使我们假设，政治哲学可能把握住一个完全明确的社会历史主体，只要它认为它自以为能够使这种个体性依赖于一个自身不可还原也不可质疑的纯粹显现，它也会很快就落入虚幻之中。毫无疑问，伟人和大人物都证明是一个确定历史时期在世间存在的不可还原的形式。照这样，如果可能揭示出存在于这两种极端类型之间的中间形式，似乎是不可还原的独特性就同时变成了与列维－斯尔劳斯分析的美洲印第安人神话变形体系相似的政治形式变形体系之中的变量。哲学追问应该也允许经验性研究和严格地提出理论问题。
我要阐明一点，我所说的无论如何也不会构成对勒福尔自己的论题的批判。在邀请我们“运用建构之谜”思考后，他补充说：“这个要求并没有指责我们只注意到了社会类型的多样性，更不赞成这样一个观念，即每种类型都产生于一种毫无根据的人类选择。相反，我们可以合理地怀疑，是否每种类型都不允许自身被打上传统轨迹的烙印，即对先前的社会文化关系有所修改的迹象，在世界的新经验中早期实践和信仰的迹象……换句话说，承认这种不连续性绝不会影响我们去译解时间中所发生的一切。”
另一方面，起源绝不能被如此发现，建构绝不会是无中生有的建构，承认这种事实就应该让我们认识到，社会科学与政治哲学的差异至少像政治与宗教的差别一样费解而难以确定，因此必须承认，没有理由在理论上使两者截然对立。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伟大就在于他们没有建立这样的区别，而且他们除了是哲学家外，还是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历史学家或经济学家。他们绝非不愿意提出经验政治体制各种形式的类型学说。也并非不想知道这些体制的运行模式或者它们衰落的原因。而且，我在这里忍不住要补充一点，在我看来，如果不知道这些体制运作从认知与规范的角度如何与人类实践受到幸福追求——即最大化快乐与最小化痛苦——的推动这样的功利主义假设联系在一起，也就不能理解它们是如何运作的。这就是为什么它们直接转向了当代社会科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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