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救亡音乐思潮与延安新音乐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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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线。各地歌咏团体纷纷成立，举行了声势浩大、振奋人心的歌咏大会和歌咏游行。当时，上海集聚了众多爱国音乐家，成为“唤起民众觉醒、鼓舞民众抗日救亡”的歌咏救亡运动中心。从1935年刘良模发起组织“民众歌咏会”开始到1937年8月短短两年间，上海已经成立了有50多个歌咏团体参加的“国民救亡歌咏协会”，成千上万的群众参与进来，并在香港、广州等城市建立了分会。其中影响较大的歌咏活动，如1936年6月7日，民众歌咏会在上海西门公共体育场举行千人大合唱：10月22日全市各歌咏团体在鲁迅葬礼时举行挽歌游行等。为了推动救亡歌咏运动的发展，左翼音乐小组还创作了大量以救亡为主题的群众歌曲，有的流传至今，如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任光的《抗敌歌》和《打回老家去》等，现在唱起来仍然鼓舞人心。
1936年春，为配合中共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左联”等团体自动解散，左翼音乐工作者吕骥等提出了“国防音乐”的口号。吕骥(笔名霍士奇)在《论国防音乐》一文中指出，在争取民族解放的危急时刻，音乐要同文学、戏剧、教育等其他艺术一道，成为国防文化阵营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但要负担起唤醒和推动民众的责任，还要激发民众的抗敌情绪，更应该积极组织调动全国民众，将他们的抗敌意识转化为实际行动。在创作体裁和音乐主题上，吕骥提出“国防音乐应以歌曲为中心”；歌曲创作上要做到“歌词要采用新文字依照方言口语拼写”，“乐曲要尽可能地民歌化”：音乐主题要力避狭隘的民族复仇，力求与“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全世界被压迫大众的解放运动有极紧密地联系”。在《音乐的国防动员》一文中，吕骥进一步将国防音乐的创作形式、方法和功能作了更为详细的论述。他认为，“国防音乐对于每个作者所使用的工具和创作方法是不限制的，不仅不加以限制，为了适应各阶层的人民的要求，要获得更广大的效果，还要求大家用各式各样的工具和形式，提供各式各样的作品。所以不管作者是文言也好，白话也好，新文字也好，京戏也好，滩簧也好，时调小曲也好，歌曲也好；在创作方法上不论你是现实主义也好，浪漫主义也好：只要能使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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