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中的电视语境基础与电视化趋势

  面对人口十几亿、电视台千余家、经济飞速发展的泱泱电视大国，梳理中国电视文化时便不能不顾及新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而自圆自说，要清醒地认识到后现代主义对中国电视审美文化潜移默化的渗透与影响。无论在电视还是其他文化艺术领域，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永远不是一成不变的具有统一理论基础的思想流派，而是众多时常处于矛盾冲突之中的多元文化倾向的聚合体——这种特性为同时兼备信息传播与审美娱乐等多重社会功用的电视媒介奠定了良好的语境土壤。后现代主义在电视本体价值取向上的相似点主要表现为新时期影视领域的三大趋势，即消解崇高与颠覆理想，崇尚个性与标新立异，多元融合与零散收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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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解崇高与颠覆理想
　　 电视早期曾经一度以“喉舌”形态出现在中国，成为党和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职能机构。在电视的宣教时代，电视担任了社会主义道德与法制的传声筒，“崇高与理想”成为电视树立自身形象的主题。电视宣教时代的特性便是对电视精英制作人的高度重视。曾几何时，衡量一个电视台实力的大小便是其旗下的著名编导、导演能够制作出多少内涵深刻的专题片纪录片精品，以及多少富于崇高理想精神的电视剧。这些作品看似高高在上，俯视众生，但时代的烙印证明了这些作品的深度思想性与崇高审美特性。
　　 然而，时过境迁，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电视台肩负了“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文化产业”三重职能。融媒介监管、信息传播和资本盈利职责三位于一体的特种机构面对着商品文化领域无穷的诱惑与刺激。另一方面，许多人在都市的缥缈生活中丧失信仰，人情疏远，拜金横行，欲望至上。电视在某些特定的区域已经由信息传播工具的责任主体发展为一种排遣无聊、游戏人生的泄欲工具，此时的电视表现为对未来图景的“迷茫”，对现实生活的“无奈”，更多是对历史意义的“戏弄”。当下充溢屏幕的电视剧“戏说风”与后现代主义的共同点就是 “一切皆可”“一切全无”。在“戏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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