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的理性批判——形而上学的终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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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对象人化、社会化。这种改造过了的对象才同人具有一致性。马克思将人的本质理解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即生产劳动，从而抓住了实践活动中最基本的内容：生产实践。在马克思那里，物质生产实践是最为基本的实践活动。正是由于有了生产劳动这种现实性的劳动，才有了人类，进而产生阶级、国家，并且最终导致社会形态的变更。他一方面充分表述了生产劳动在构建人类社会中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马克思还从工具性生产劳动在人类生活中的首要地位引申出这样一种立场，即：马克思既否定了形而上学的理性至上，换句话书，马克思既否定了理性的无限性理论，又肯定了理性活动的相对独立性。但其最为显著的优越性在于，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我们还可以推演出：既然人类社会的基础并非是取代上帝地位的理性，而是现实的生产劳动，而且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甚至是绝大部分人都不得不直接或间接从事生产劳动，以便让社会能够生存下去，那么生产劳动的解放就不可避免地构成了全部社会理想的最深刻的基准。那么，基于这一社会理想基准而对于现实的批判，便必然是比其他视角的批判更为深刻的批判，也是终结形而上学的最锋利的利剑。
在批判黑格尔的主体理性原则、开创实践哲学的同时，马克思还将注意力放在了对“市民社会”的研究和批判上。黑格尔将社会看做是一个有自身发展规律的实体，而这就是其市民社会的雏形。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指的是一个与家庭与国家相对独立的私人经济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⑤因此，市民社会的这种私人性就与国家的公共性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
就像马克思是批判地继承黑格尔的思辨思维一样，他也并没有将黑格尔的思想一竿子打死。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指出了黑格尔的深刻之处，即他发现了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是各自分离、独立存在的。但是，马克思却不是一个纯粹的黑格尔的追随者，他并不同意市民社会的矛盾最终只能交由国家来解决。换句话说，市民社会并非由国家来决定，恰恰相反，马克思认为正是市民社会决定了国家，这种矛盾也并非是什么现象的矛盾，而是真正的本质矛盾。在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分析的过程中,“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自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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